渴望变化:中国食物系统社会、经济及环境的变革

  • 01,Jan,1970, POSTED BY 良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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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
渴望变化:中国食物系统社会、经济及环境的变革

该文章经特别授权,由良食大学翻译并校对。文中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良食大学立场。


摘要


这份报告研究了中国的食物体系正在发生的变化及其原因,并探讨了这些变化对食品安全、公共卫生、环境可持续性,以及其他中国和国际利益相关方目前和未来即将关注的问题的影响。报告从食物系统的理念为基础,分析了从农业生产开始,经过供应链各个阶段,最后到消费及其影响这整个系统中的各种趋势、动因和问题。分析显示,从农业环境污染到营养、健康和食品安全趋势,食物供应链不同阶段发生的问题是相互关联的,并且受到食物系统其他阶段中的变化、政策以及中国经济社会中更广泛的变化的驱动。 报告确定了需要填补的知识缺口,以更有效地解决中国的食物体系所面临的挑战,并为政策导向的研究提出建议,特别强调在这一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机会。


趋势和驱动因素


过去35年来,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和转型是有目共睹的。 中国的食物体系也在发生着戏剧性的变化,这不仅涉及数亿中国农民的生活,还影响着超过十亿的消费者,以及从农场到餐桌之间这条日益全球化的供应链中大量的个人和企业。

如今,食品生产的大幅增加,不仅使得食物的数量更多,品种也更加丰富。 产量的增长主要归功于重要经济改革和农业政策的支持,以及技术变革和投入增加。由于园艺经济作物(如水果和蔬菜)、水产养殖和畜产品的价值增速比其他作物要快的多,农业产品的结构发生了变化。 现在,畜牧业占了农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而自1980年以来,由于更高价值的经济作物面积有所增加,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减少了三分之一。随着牲畜饲料需求的增长,粗粮中用于饲料的比重越来越高。 虽然农业仍然是大约2亿农民的生计来源,但农业生产越来越受到食品供应链中其他变化的影响。 许多农业分部门正在“扩大规模”,但这些变化发生的方式各不相同。 畜牧业实现增长的方式是向更少、更大、更密集的农场转型。 园艺部门仍然以小规模生产者为主,但是与领先企业的合同农业和其他的合作模式正在变得越来越普遍。

食品供应链正在延伸。食品加工业对就业和经济做出了显著的贡献。虽然大多数的食品加工企业都是小微企业,但大型食品加工企业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同时,各种形式的垂直整合模式让农业生产和食品加工的界限变得模糊。多种多样的市场营销模式服务着消费者。在城市,尽管传统的农贸市场继续满足着消费者对许多新鲜食品的喜好,超市的市场份额却也在不断增加。在农村,超市的覆盖面预计也会进一步扩张。日益多样化的餐饮行业消费已成为城市居民消费习惯变化的主要动力。随着中国进出口贸易的不断增长,在海外投资土地和业务的增加,以及在国际各大食品公司的市场中重要性的日益提升,中国的食品供应链已延伸到国境之外。

消费趋势一直是整个食品供应链变化的重要推动力。 除了一些严重而持续的贫困问题,中国基本已经摆脱了饥饿。 农村和城市的消费者不仅可以摄入足够的热量,还可以获取更多样化的食物。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城乡居民的谷物消费量在下降,而对肉类、乳制品、水产品、植物油、加工食品、糖类和水果的消费在增长。 肉类、蛋类和乳制品占总能量和蛋白质摄入量的比例越来越高。 人们走出家门,到餐馆和其他餐饮场所就餐的次数增多,这大大驱动了肉类消费的增加。城市地区的人们尤其更倾向于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这导致总热量摄入有所下降。然而与热量需求的下降相比,摄入量的下降不够快,肥胖人数正在攀升。

中国的食品体系仍然由小企业主导,其中包括2亿农民,和无数从事食品加工、运输、批发和零售的个人和小型企业。但尽管如此,食品供应链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其中许多变化是由一些共同的大背景因素驱动的。更广泛的经济增长影响了农业从业人员的数量、农业生产的方式和规模,以及食品产业中,供应链各个环节的发展(包括物流、制造、零售和餐饮等);城镇化和居民收入的增加,也改变了人们所希望消费的食品类型。

中国的城市人口在过去30年中稳步增长,1980年才1.91亿,而2010年已达到6.36亿,据联合国预计,到2050年将达到十亿以上。城镇化带来的影响十分深远,包括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来源、影响农业生产的消费因素,以及人们对食品的生理要求等。城镇化也带来了新的供应链需求和挑战,包括对运输、冷链基础设施,以及食品废物管理的需求。城镇化让人们更多地暴露在市场营销的影响力之下,促生了人们对新型食品的需求。农业政策和针对食品体系其他相关产业的政策也推动了很多变化。粮食安全政策侧重于基本粮食作物的自给自足。支持农业生产的政策在确保生产力增长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最近更促进了畜牧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和一些食品供应链的垂直整合。


影响和议题


农业产出的增长、生产与消费结构的变化,以及供应链的转型,给环境、营养健康和公众的食品安全意识带来了影响。

中国食物体系的环境影响:中国的可耕地面积仅占全球的8%,而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全球平均水平的10%,因此为了国家可持续发展,保护水土资源并对其进行高效利用的重要性日益显著。然而,农业生产也是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虽然化肥的普及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但化肥的使用是导致土壤酸化、土地污染和水污染的罪魁祸首,同时也占了中国食物体系温室气体排放量的1/4。养殖业发展非常迅速,其生产大多集中在一些特定的区域和城市周边地区。养殖需要投入大量资源,牲畜粪便是导致水污染和土壤污染的主要原因。并且,中国目前约1/2的农业温室气体排放都源于养殖业,如果将进口饲料涉及的排放也算上,这一比例甚至会更高。动物饲料在农作物中所占的比例日益扩大,这也给中国和其他国家带来了越来越多的相关环境问题。除了生产环节的问题,食物浪费的现象也在迅速升级。虽然有些浪费是由供应链基础设施(例如储存和冷冻)匮乏所致,但同时,人们对待食物的态度和行为已经与以前大不相同,这也导致消费端的浪费现象越来越多。

中国的食物体系也造成了国际和全球级别的环境影响。生产那些向中国出口的产品需要使用自然资源(如水资源),这可能会给其他国家带来环境影响。中国对大豆和棕榈油的进口需求快速增加,其生产所带来的环境问题引起了各界关注。中国管控下的海外土地面积仍在不断扩张,不过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和运作所带来的环境影响尚不明晰。中国的食物体系也增加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2005年,中国农业生产所排放的温室气体占全中国排放量的11%,全球的1.8%。然而,如果将收获后产生的排放量也纳入其中,那么中国的食物体系产生的排放量将占全国的20-25%,全球的4-5%。对畜产品需求的增加很有可能主导中国未来农业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以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从农业生产角度着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所做出的努力与中国为改善环境问题(如水和空气的非点源污染)所做出的努力可以相互促进。鼓励向非资源密集型的饮食习惯转变,也有助于解决近年饮食结构改变导致的营养健康问题。

中国食物体系带来的健康影响:与三、四十年前相比,食不果腹以致得病的情况已经大大减少了。收入增加、城镇化和老龄化都在改变着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和相关的疾病种类。心脏病、中风和糖尿病等“富贵病”变得越来越普遍。这些疾病通常与饮食习惯的改变有关,特别是高能量、高脂肪食物的增加,如肉类、植物油和加工食品。高危的饮食习惯,加上久坐和吸烟等其他不良生活习惯,与老龄化一起,突出了社会的健康问题。不仅是生活富裕的城市居民,就连较为贫困的城市或农村人口也会受到这些问题的困扰。

中国25%-30%的成年人有超重或肥胖的问题。约10%的中国人口(9200万)患有糖尿病,1.48亿人患有前驱糖尿病。糖尿病在城市地区较为多见,而前驱糖尿病则在农村地区较为盛行,而大多数糖尿病患者都尚未确诊。儿童饮食习惯改变所带来的后果尤其令人担忧。约13%的7-18岁的儿童出现了超重或肥胖的症状,近15%的儿童表现出至少一个前驱糖尿病的病兆。随着中国人口的日趋老龄化以及城镇化对生活方式的改变,老年人的骨骼健康问题也日益凸显。1/3的女性都受到骨质疏松的困扰,髋部骨折病例也大幅增加。虽然城镇化、生活方式以及人口老龄化给饮食习惯带来的改变与这些疾病发病率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但这些疾病也与食物体系中的其他变化有关,例如加工食品的生产和消费量的增加,以及食品广告的发展。

食品安全与中国食物体系的转型:近年来,国内食物供应链生产、加工、运输、存贮和零售等多个阶段问题频出,食品安全问题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食安危机的源头包括:环境污染、过度或不当使用化肥、农药、兽药和生长促进剂、使用食物添加剂、不卫生的运输和加工环境,和伪劣或过期产品的销售等。影响食品安全的因素中,有很多也驱动着食物体系中的其他变化,包括急速膨胀和日益密集的生产活动,以及由收入增长和都市生活方式引起的饮食变化。以中国食物体系变革带来的健康和环境影响为背景,本篇报告围绕养殖业、乳业和水产业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了探讨。

聚光灯下的养殖业:养殖业的转型囊括了中国食物体系的各种变化,动物制品生产与消费的分析展示出了经济、环境、健康和伦理等方面的考量相互交织的状态。养殖业增长带来的环境影响在国内和全球两方面都有体现。在国内,过多牲畜粪便的不当处理导致了水土污染,同时过度放牧致使土地退化。随着养殖产业的扩大,用水需求也随之增加,使中国本来就已十分稀缺的水资源更加紧张。同时,养殖业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日益增大,除了温室气体的直接排放外,国产和进口饲料也间接导致了温室气体排放。中国对进口饲料的依赖也导致了世界其他地方的土地用途变化和毁林。

中国的健康问题随着经济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升而发生了转变,而饮食结构中动物制品的角色变化则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肉类和乳制品消费的增加极大改善了营养不良和微量元素缺乏的情况。然而,虽然这些问题在一些地区仍然存在,但是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更加关注的是与肉类摄入过量相关的肥胖症和慢性“富贵病”,如心脏病、中风和糖尿病。养殖业也出现了一系列复杂的食品安全问题。食品污染、掺假和卖假货等问题在其他产品中一样常见,应通过相似的法规加以治理。但是,抗生素和其他兽药的滥用引发了国内外针对公共健康的长期、密切关注,并且关注度在持续上升。

在政策回应和公众舆论方面,养殖业也突出了中国在面对食物体系急速转型时所遇到的一些关键挑战。为治理养殖业的环境污染以及兽药和饲料添加剂滥用问题,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专项整治政策,但是政策的实施仍存在问题。总体来说,扩大养殖场、屠宰场和加工厂的规模被视为处理环境和食品安全问题的途径。数量少、规模大、封闭式的生产体系可能更易于管理和监控,更利于控制排污或进行废物利用,也更利于管理动物健康和人畜共患的疫病。然而,大规模的生产同样也有其独特的环境影响、潜在的健康隐患、动物福利问题以及更密集的污染物排放问题。而且,如果不加以有效控制,人畜共患病在大型养殖场里感染的动物数量更多。由此可见,养殖业领域汇集了中国食物体系转型中,诸多亟待研究和解决的挑战。


政策挑战


本报告指出了一系列关于营养、环境、食品安全和经济发展间相互关系的政策挑战,以及中国在设计和执行政策时面临的一些挑战。跨学科研究和国际合作将对有助于应对这些挑战。

完整食物供应链角度的见解:从完整食物链的角度看,食物供应链每个环节都有潜在的环境影响及公共健康影响。生命周期分析(life cycle analysis, LCA)对于理解整个食物体系对环境和健康的影响尤为有效。它有助于识别对环境影响较大的产品,比较不同生产方式的环境影响、食品安全和营养质量,识别各种排放量与营养价值之间的取舍利弊,以及评估各种饮食方式对环境和健康的影响。本报告显示,(农作物)收获后的阶段在食物供应链中所起的作用应受到更高的重视。消费行为的改变对环境和健康影响起到了尤为关键的作用,因为消费行为决定着生产的食物品种和数量。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在中国,肉类消费的环境和健康问题都十分值得关注。另外,生命周期分析也使得更多人开始关注食物链中的浪费带来的日益严重的环境影响。

通过指出各环节间的联系、协同作用和利弊权衡,来协助设计相互关联的政策: 从食物体系的视角出发,可以看到营养、环境、食品安全、经济发展和动物福利等不同议题之间的关联,同时能发现,针对某一目标制定的政策是会促进还是妨碍其他政策目标的实现。某些情况下,不同政策领域的目标是有可能协同实现的。例如,动物健康和福利的改善可以帮助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并降低食品安全风险;减少化肥滥用的措施可以在保持产量的同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氮素流失,还能降低农民的生产成本。如果这种多赢的协同增效作用能吸引更多利益相关方的支持,那政策也能因此获得支持。着眼于整个系统的大局,也能看到不同政策目标之间存在怎样的利弊权衡、需要如何协调。比如,更高的环保标准意味着成本的增加,随之而来是部分食物价格升高,让低收入群体无法负担。短期和长期目标之间的利弊权衡也要考虑,例如,某些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是否会导致生产者“绑定”某些生产操作,从而限制未来的适应选择。

思索变革,设想未来:中国的食物体系正在经历巨变,政策不仅需要解决迫在眉睫的那些问题,还需要理解目前的生产和消费趋势在未来意味着什么。情景设想有助于探索这些问题的答案。例如,通过分析某些关键产品的各种生产和消费情景,政策制定者可以看出当前的趋势在未来会如何演变,并预测潜在的健康、环境和社会利弊。情景设想还可以明确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之间的矛盾,并指出政策的方向,以降低未来趋势的负面影响。

有效实现可持续的规模化:现行的农业政策支持生产规模的扩大,以提高经济和环境效率,降低食品安全风险。然而,生产规模与食安及环境影响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简单直接的,规模化有它自己的环境和社会风险。对政策制定者来说,他们的挑战是管理好生产规模和生产方式的变化,扬长避短。规模和影响之间的关系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尤其关键的是,要理解大规模经营实现其潜在益处的必要条件是什么,以及不同规模下,环境、健康和社会平等之间的利弊权衡。

用新政策来应对新问题:有两大挑战需要靠创新的政策来应对。第一,中国的健康政策开始关注饮食引发的慢性病增长,但仅仅采取了“软措施”,例如教育和意识培养。然而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这些措施收效甚微。如果中国想要遏制饮食引起的慢性病增长,可能需要考虑更有力的机制,比如财政手段和政府采购标准。第二个主要挑战是食物生产所带来的环境影响,包括资源利用、环境退化和气候变化。这需要包括市场机制在内的创新型政策机制来对规范性或是技术性的手段进行补充。其他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和利益相关方也在竭力攻克这两大挑战,因此国际合作或许能提供重要的洞见。

制定差异化且有针对性的政策:中国农业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意味着国家政策将不可避免地对不同地区和人群带来不同的影响。政策执行能力在不同行政级别和地区之间也存在极大差异。因此,需要制定差异化的政策,充分考虑不同地区、不同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具体挑战、需求、资源和能力。国际上,中国可以借鉴其它存在内部差异的大国或地区的经验,例如美国和欧盟:美国的每个州或欧盟的每个国家执行的政策都不完全一样。

跨部门统筹:食物是一个跨部门的议题,在有些方面,中国的政策制定在寻求多部委参与这一点上做出了榜样。然而,在国家层面的统筹并不代表基层行政的整合。单位部门之间缺乏统筹,是政策得以有效执行的一大障碍。这其中的原因需要得到充分理解和妥善解决。在某些领域,中国或可以学习其他国家进行政策统筹的方式方法,包括不同制度安排的利弊。对于成功的跨部门统筹案例,除了描述最终成果之外,还要仔细研究成功的路径和克服障碍的方法。

为政策的有效执行清除障碍:要制定有效和公平的政策来应对中国食物体系面临的挑战,需要深入了解影响人们行为的各种因素,并研究设计干预措施来调整目前的做法。现在已经有大量的研究来为食物体系存在的各种问题提出技术性的解决方案,但针对影响技术应用和政策执行的经济社会动因的研究却十分有限,而且主要关注点局限在某几个行业的小规模生产者。我们对于影响大规模企业和投资者等供应链其他主体的行为改变的因素知之甚少;消费者的态度和行为是影响需求和政策有效执行的关键因素,我们对此的研究也很少。地区发展的优先项可能在多个层面与环保和健康政策产生互动。有必要对当地政府和各单位机构的动机和能力进行深入的分析,为政策设计提供支持。

联合多个利益相关方共同应对新挑战:有效管理中国食物体系转型对环境和健康造成的影响,不仅需要综合性的政策措施,还需要政府之外各方的共同参与。非政府组织、媒体、业界和消费者在探寻应对挑战的新方法和促进食物体系的可持续性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让行业、消费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参与研究,也可以提高食物体系研究的相关性和实用性。


4.1.1国内环境影响


1)土地资源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面临着保障耕地总面积和维护及改善耕地质量的双重挑战(见方框2和章节3.2.2)。人均可耕地资源非常有限,大约仅有0.1公顷,而且很大比例的土壤质量相对贫瘠;中国表层土的平均土壤有机质含量是10克/千克,远低于欧洲和美国的平均值25-40克/千克。在国内某些地区,比如黄土高原,贫瘠的土壤和几个世纪的耕作导致了严重的土壤侵蚀问题。近几年,一些大规模工程致力于解决边际土地耕作造成的土壤侵蚀问题,并对控制土壤侵蚀起到了重要作用(见方框9)。总的来说,在过去20年里,中国大量可耕地的土壤有机质含量有所增加,在南部和东部地区尤其明显。然而,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中国4亿公顷草场的土地退化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在今天依然是一个严峻的课题。


方框9: 退耕还林还草工程


在1998年长江流域重大洪灾之后,1999年,中国开始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这是全球最大的生态重建(ecological restoration)工程之一。这项工程给农民发放补贴,让他们把边际耕地(比如大于25度斜坡上的耕地)变成森林或者草场,在大量退化和荒废的农地上进行了植树造林。截至2008年,已有2670万公顷土地加入此工程并实现绿化,其中包括930万公顷可耕地和1580万公顷荒地。


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取得了良好的环境影响效果;评估显示,它在生态重建、碳封存、土壤保水性和减少土壤侵蚀方面有积极作用。然而这项工程给农村收入、收入分配及当地粮食生产带来的影响却有好有坏。总的来说,农民通过参与更多非农业劳动而避免了收入的减少。但并非所有家庭都在同等程度上受益,一些已经退耕的土地仍存在复耕的风险。2007年以来,这项工程进入了“巩固”阶段,确保在已退耕的土地上达成政策目标,而不再扩大政策覆盖的范围。


2)水资源

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却只有全球5.3%的可再生水资源。中国的水资源分布极不平均:70%的地下水资源分布在南方地区,而北方干旱地区只有30%的水资源,却产出了40%的农作物。全国评估报告警告,气候变化可能进一步限制水资源的可用量,若不采取适应性措施,中国粮食产量到2050年可能会下降5-20%。

尽管工业和城市居民用水量正在迅速增长,但农业依然使用了最多的水资源,占总用水量的60%以上。2012年,Qin et al以作物种植、动物养殖、食品加工和家庭食品消费这四个主要部门为重点,计算了中国整个食物体系的水流量,并考虑了水资源的进出口(图表21)。结果显示,作物种植用了746立方千米的水,其中22%是灌溉用水(来自湖泊河流或地下蓄水层的水,又称“蓝水”)。在所有的农作物用水量中,60%(453立方千米)是用于生产饲料,只有40%(293立方千米)是用于生产人类直接食用的作物。然而,大部分用于生产动物饲料的水很可能是“绿水”(落在植被上或储存在土壤里的雨水),因为主要饲料作物——玉米有一多半是靠雨水浇灌的,尤其在南部地区。





在食物体系中有很多主要问题与水资源相关。第一,1961年到2003年间,与食物有关的水资源需求量从每人每年255立方米增长到每人每年860立方米,增加了两倍以上。农业用水的未来变化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消费者的饮食变化,因为肉类和奶制品的生产尤其耗水。取决于科技发展和饮食改变的步伐,到2030年,水需求量可能要再增加36-45%。养殖业用水量相当惊人,但它“隐藏”在饲料作物的生产过程中,因此常常得不到研究部门和政策部门的足够重视。养殖业的发展也改变着水资源需求的性质。总体上,大规模集约化养殖与粗放养殖或传统种养结合模式相比,需要更多蓝水(也就是灌溉用水);而且,被用作集约化养殖饲料的农作物中,需要灌溉的比例越来越高。虽说猪肉生产依然是中国养殖业的重点,但集约型禽类养殖也正迅速增长。由于禽类生产的饲料转化率更高,因此与猪肉和牛肉相比,生产每吨禽肉用掉的蓝水和灰水(清理相关污染物所需的用水量)往往更少。


第二,中国的水资源使用效率很低。被抽取的灌溉用水中,超过一半都还没进入农田,就漏掉或蒸发掉了。一些大规模投资瞄准引水渠防漏、平整土地和更高效的灌溉系统,帮助提升了中国农业用水效率,但仍需要更进一步的完善,这也被视为国家政策的当务之急。采用更高效的灌溉方式还能提高灌溉用能源的利用效率。

工业和城市用水需求对水资源的竞争正在加剧。非农业部门利用水资源产生的经济效益通常要高于农业,但在决定水资源在各部门之间的分配时,必须考虑粮食安全的重要性。创新体系的试点正在展开,例如行业间水资源产权交易方案:工业部门投资改善农业用水效率,作为回报,工业部门获得使用节省下来的水资源的权利。

第三,水资源正在以不可持续的速度被开采使用。上世纪50年代至今,中国的地下水开采量已经增长了十倍;如今,中国北部70%的灌溉地区依赖地下水。在1978年到2003年间,中国各地的地下水管井数量翻了一番。地下水的过度开采已经使地下水水位下降,并正进一步影响土壤盐分以及河流、湿地和湖泊的生态。开采地下水需要能源,而且这一过程所排放的温室气体约达331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相当于全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0.5%,或农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3%。


淡水资源的污染使得可用于农业生产的安全水源越来越少。超过40%的中国河流被严重污染,超过80%的湖泊出现富营养化,大约3亿农村居民缺少安全的饮用水。废水有时也被用于农业灌溉,但它的重金属含量可能很高,会带来环境和健康风险。

政府已经认识到了这些农业生产问题的重要性,并在今年政策中有所体现,本报告在章节4.3对这些政策进行了梳理。另外一个有意或无意的举动,是在进口饲料和其他商品的同时,“进口”这些商品中包含的“虚拟水”(见章节4.2.2)。

3)营养物质和矿物污染

自《2002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发布以来,农业被多次重点列为水污染物的主要来源。报告指出,多数大型养殖场没有适当的废物处理设施。废水化学需氧量(COD)超过了国家工业化学需氧量的排放。[VZ1] 后续调查(如 “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发现,化学需氧量、氮、磷和铜、锌等重金属水污染物排放量极,而养殖业是所有这些污染物的主要来源。调查报告指出,养殖业排放的化学需氧量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化肥和养殖业废物造成了约260万吨氮、2700万吨磷和数千吨铜和锌的流失。本报告将探讨化肥施用和动物粪便处理给氮、磷流(nitrogen and phosphorousflows)带来的影响。

物质流分析可以估算出食物供应链从收获到消费的整个过程中,氮和磷的流量、利用效率和排放量。针对占中国粮食生产总量80%的小麦、大米和玉米的物质流分析已经完成了。总体来说,中国的营养物质利用效率明显低于发达国家。以蛋白质的形式为一个中国饮食习惯的家庭提供1公斤氮,平均需要在供应链中消耗约11公斤氮,这意味着10公斤的氮在土壤、水和空气中流失了。相似地,每提供1公斤的磷,就要消耗13公斤的磷,意味着12公斤的磷流失。相比之下,在发达国家,每提供1公斤氮通常只需要消耗4-7公斤氮;世界平均水平是每提供1公斤磷,需要消耗9公斤磷。流失的氮可能进入大气层(以一氧化二氮或者氨气的形式)、积累在土壤中,或者进入河道。2005年,中国以氨气形式流失的氮素为平均每公顷土地117公斤。以一氧化二氮和氮淋溶(包括径流、侵蚀和直接排放)形式流失的氮素分别是每公顷土地4公斤和116公斤。同年,通过淋溶、径流、侵蚀和直接排放等形式流失的磷达每公顷土地21公斤。1980到2005年间,氮和磷流失到地表水的量比起它们流失到空气和地下水中的量增长得更快。养殖业产生的动物粪便是氮、磷污染的一个主要来源,占地表水氮、磷排放总量的38%和56%。

氮利用效率和磷利用效率持续降低,以致于在1980到2005年间,食品生产和消费中的氮、磷成本几乎翻了一番。食品加工部门的氮和磷利用率从75%降低到50%,主要原因是食物浪费。农作物生产中的氮和磷利用率也显著下跌,意味着产出单位数量的农作物用到的肥料更多了。然而,在养殖业生产中氮和磷利用率有所提高,反映该部门的生产率提升。尽管如此,从整个食物体系的角度来看,与以植物为主的饮食相比,高动物蛋白饮食的营养效率更低、营养流失更严重。这是因为植物氮首先要被转化为动物氮(此过程中会产生损耗),而且动物还会以排泄物的形式排出氮,因此留存在动物蛋白里、最终被人消费的氮只占最初吸收来的一小部分。尽管典型的中式饮食中包含的动物蛋白远远低于北美和欧洲饮食,但是中国对肉和奶制品日益增长的需求说明,动物性饮食内在的低营养效率将会使农业生产的低效问题进一步恶化。

几个因素影响了农业生产中的氮和磷利用率。化肥过度使用是普遍现象,大量针对化肥生产和分销的能源补贴更加剧了这种现象。小面积碎片化的土地占有模式、农村劳动力向非农和城镇工种的转移,也与某些地区肥料的大量使用有关;这些因素,再加上农业推广服务薄弱,使得促进营养物质的高效使用难上加难。通过政策来有效优化化肥使用仍是一个难题(见章节4.2.1)。

动物粪便处理也会影响营养利用效率。2010年,中国养殖业产生的动物粪便达30.6亿吨(鲜重)。大约20%的粪便被废弃,而不是用作肥料,且有可能对水质造成影响。剩下的80%里,大约四分之一用于堆肥,8%用于沼气发电、沼渣还田。其余的(差不多66%)直接施用到田间,但往往由于过度施用或时机错误等原因,而引发环境问题。 到2030年,肉食消费的预期增长将导致每年额外产生10亿吨动物粪便(即在今天的水平上增长30%)。这些新增的动物粪便大部分可能会来自城郊地区的密集型养殖场,如果不好好管理,将构成严重的环境问题。


方框10: 磷


与氮不同,磷是一种有限的矿物资源。过度使用磷不仅导致污染,也会导致资源耗尽。城市化对磷的利用和回收产生了重要影响。被吃进肚子里的磷都会排泄出去。在过去,食物里的营养在经过人类排泄物排出后,通常会被回收,形成封闭循环;如今,它们往往以城市生活污水的形式被排放到河道中,或者以污泥的形式被集中填埋。北京和天津的物质流分析显示,这两个城市填埋的下水道污泥中,磷含量分别相当于化学磷肥用量的65%和11%,可见资源有效再利用存在巨大潜力。未收集的污水由于造成富营养化,也是一个让人日益担忧的环境问题。

把下水道污泥用在农田里,有益处,也有很多问题。处理不当的污泥会引发环境污染,其中的病原体和有毒物质也会带来健康风险。要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就需要修建更多污水处理厂,尤其在城郊地区,并且采用更积极的技术以提高下水道污泥中营养物质的处置率。厌氧消化技术已经获得了中国主流政策的支持。


4)收获后的环境影响

中国的食物体系正在历经转变,从前是以当地生产当地消费为主,如今食物供应链不断延长(且全球化),变得更复杂,食品加工不再限于家中,而是已经商业化了。“传统”供应链与更现代的体系共存。这种结合对可持续发展构成了特别的挑战。一方面来说,小规模生产者可能无力负担最新的清洁技术,所以他们生产单位产品的排放量可能高于现代体系。另一方面,更大规模的企业融入了现代供应链,造成供应链对能源依赖性更大。

食品工业的现代化,包括对先进的储存、冷藏和物流技术的投资,以及零售和餐饮部门的进一步发展,不仅意味着经济活动的增长,也同样会产生环境影响。方框12中关于冷藏和浪费的联系说明了供应链转型对于环境的潜在意义。

食物浪费可能是与收获后环境影响相关的最大的问题。食物腐烂是甲烷排放的一个来源;浪费食物意味着浪费了用于生产食物的稀缺资源(例如水、化肥、能源等等),并且还会产生不必要的温室气体排放。由于同时损失了食物和收入,食物浪费还危及粮食安全。因此,减少食物浪费可以促进粮食安全、降低负面的环境和健康影响,并带来经济利益。浪费可能发生在整条供应链中从田地(病虫害带来的损失)到消费的任何一个环节。


方框11: 不同规模、不同体系中种植与养殖的环境影响


中国政策界有一个强烈的共识,就是加大生产规模有助于解决环境问题。该论点认为,在大规模农场里集中进行营养管理,不仅便于应用精准管理技术、便于投资废物处理设备(如粪便处理系统),还能通过减少排放源来促进检查和规章制度的实施。然而,只有极其有限的证据表明大规模农场能提高营养利用率,或大规模养殖能降低单位产量的排放量。

在种植部门,小农生产依然占支配地位。有一些研究表明,小规模农场可能产生更大的环境影响。在鄱阳湖地区,小规模水稻种植的温室气体排放强度高于大规模种植。分隔成小块的农田里,土壤有机碳也可能更少。通常与大规模土地相配合的机械化作业,可以减少播种收获环节的粮食损失。然而,机械化服务租赁市场的日益壮大,可能意味着机械化并不只有大规模农场才能做到;在一些农作物生产结构从粮食转移到园艺作物的地方,机械化的潜力可能会被限制。

现有的研究还不足以证明提高养殖业规模有益。安装了标准废物处理设备的大型养猪场的污染物排放强度要低于小型家庭养殖户。然而,中国大部分的养殖场做的都是中小型专业化养殖,而且一些研究显示,比起小规模的后院养殖,专业化家庭养殖更可能直接丢弃猪粪。专业化和规模化不能混为一谈,既可能小规模地进行专业化养殖,也可能大规模地进行种植养殖相结合的生产。要理解不同规模、不同管理体系的生产所带来的环境影响,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方框12: 冷藏和浪费


在整个供应链中,将低温储藏实施到位能有效减少食物损失和浪费。但是,食物浪费和冷藏的关系并不简单。在发达国家,冷藏贯穿整条供应链,但家庭中的食物浪费程度非常高。廉价的冷藏食品随处可得,这会使浪费食物变得更容易。如今,食物浪费的原因更多与生活方式、食物的相对廉价以及人们对食物的态度有关,而不是食物保鲜能力。

此外,冷藏也不是一个独立的技术。冷藏的使用与运输、制造和信息技术部门的其他技术是分不开的,而这些技术也都消耗能源。冷藏的普及还使市场营销和消费的重点转向了必须冷藏的食品,而这些食品,即使经过冷藏保鲜,最终可能还是会被浪费。这些转变也关系到贯穿食物体系的能源消耗。越来越多的产品需要更大的空间展示,于是要求商店面积更大,照明、暖气和冷藏设备都要增加,家里的冰箱也需要更大。为同一种产品生产各种款式(例如一种酸奶的不同口味)的商业势头,降低了生产厂家的效率,因为设备必须关机清洗后才能启动下一条生产线。选择的多样化还会引发过度消费,从而导致浪费。

在中国,食品冷藏的普及正在改变行为方式。肉食采购模式是一个极佳的案例。农村市场上的肉基本上都是不冷藏的,而在城市中售出的冷藏、冷冻肉越来越多。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冷鲜肉约占肉类总销售额的30%;虽然中型城市以10%的比例排在后面,但上升趋势很明显。中国现在是亚洲冷冻食品市场发展最快的国家,2007年其市场总额99亿美元,是亚太地区第二大市场,预期到2012年还将增长63%。冷冻肉占冷冻食品市场的25%,海鲜产品另占23%。尽管动物尸体的加工和冷冻在避免浪费上有巨大潜力,但也有必要考虑它带来的能源需求。虽然中国的冷藏技术正逐步变得更高效,但是需求增长之迅猛仍然意味着绝对能源使用以及其他环境影响的快速增长。


不少研究估算了中国食物浪费的比例。这些研究让我们认识到一个现象:发达国家的大部分浪费发生在消费环节,而中国的大部分粮食浪费发生在供应链上。举例来说,有一项研究表明,中国生产的谷物大约有12%被浪费,其中3/4的浪费发生在收获和存储环节,只有4%发生在家庭消费环节(见图表22)。改善国家粮食仓储系统和物流管理,是粮食安全战略规划的关键组成部分。然而,最近一项研究显示,粮食损失或浪费的比例已达19%,其中大约40%的损失出现在消费环节。



不同消费地区的浪费程度也不同。在家吃饭,浪费在7%左右,在外吃饭,食堂浪费5%,饭店则高达19%。一项评估显示,中国每年的餐饮浪费造成了超过8百万吨蛋白质和3百万吨脂肪的损失,相当于2亿人口一年的粮食消费。

以1980年代初到本世纪初的数据为基础,一项研究发现,家庭浪费在这个时段有所增长,其中城镇地区的浪费程度比农村地区增长更快。城镇食物浪费的增长至少有三个驱动因素。第一,过去几十年中,消费总量的增长导致了浪费总量的增长,但由于城镇地区人均卡路里摄入增长放缓(见章节5),这个因素不足以解释城市食物浪费未来的上升。第二,动物性食品消费的增长产生了更多不可避免的浪费,比如骨头。第三,富裕程度的提高可能改变了人们对食物和食物浪费的态度,但从1990年代中期,也就是消费行为开始转变以来,关于这个因素的研究寥寥无几。当然,政府和企业的宴请是最为突出的问题。一项调查估计,80%的食物浪费来自政府和企业的宴请。强调减少食物浪费和遏制过度饮食的政府规定和倡议行动已然成为了中国政治的一大常规特色,似乎也在获得越来越多的公众支持,“光盘行动”就是证明。然而,我们仍不能确知这是否反映出人们对食物态度开始改变、挥霍公款是否已经引起公众关注。可以肯定的是,在消费环节的食物浪费,以及影响浪费的做法和态度方面,还有很多知识空白需要填补。


标注:

本文来源于: Food Climate Research Network (FCRN)

原文地址: http://www.fcrn.org.uk/fcrn/publications/appetite-for-change

有少许修改。 如需查看完整文内资料来源出处,请前往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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