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猪肉奇迹? 中国猪肉产业的大型农企与发展

  • 01,Jan,1970, POSTED BY 良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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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活力
中国的猪肉奇迹? 中国猪肉产业的大型农企与发展



执行纲


农业是助力“中国奇迹”的重要因素之一。从 1978 开始,农产品和食品产量飞速上升,中国的大型农业企业(agribusiness)已经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扮演了举足轻 重的角色。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中国都克服了土地和资 源的限制,非常成功地为 13 亿人口解决了粮食问题。过去 30 年里,中国也在减少贫困,抗击饥饿方面取得了骄 人成果。近年来,中国也成功地建立了一套农业食物体系 (agrifood system),让很多中国百姓有可能或真正过上“吃上肉”的日子。

猪肉是这个奇迹的关键点。1978 年之后的农业发展模 式的标志就是提高了猪肉的生产、销售和消费。猪肉加工品和包装猪肉是增长最快的两个市场,反映出猪肉加工厂商不断扩大的影响力和运营规模。这也折射出另外一个大 趋势:那就是越来越多的肉制品以更加容易运输、保存以及保质期更长的方式出现在超市和大型超市的货架上。这些趋势也能从双汇(为了看起来更加国际化,现已更名为 “万洲国际”)收购美国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Smithfield Foods)一案中看出端倪。这一收购将会增加对中国市场 的猪肉供给,并且因其来自美国,从而强化高端消费群体对双汇品牌的“安全”认知度,进一步刺激和巩固消费者对工业化猪肉的需求。双汇 – 史密斯菲尔德的交易有其政治和经济考量,但也说明了一个基本情况:猪肉,以及生产猪肉的体系和其中的每一个角色,在中国日渐全球化并且有国际影响力的农业食物体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政府官员通过补贴、投资、对大中型工业化企业的优惠倾斜政策来支持猪肉产量的提高。大型农业企业一般通过两种方式控制了大部分的猪肉生产和销售(总体来说, 农产品均是如此):一是通过和商业农场及农户的委托 生产,二是通过公共和私人投资来取得财务支持。面对产业整合愈演愈烈的趋势,小农(smallholder farmers) 要么不再养猪,要么成为专业的养殖户,要么转型成为领薪劳工,常常辗转各地进城务工。消费者消耗的肉制品数量也比从前更多,较富裕的人群更愿意购买工业化生产的肉制品,他们认为这些产品受到更加严格的监管, 因此也更安全。

然而,和猪肉相关的食品安全、公共健康和环境污染问题也越来越成为行业发展的瓶颈。2013 年初上海黄浦 江上出现的漂浮死猪就是这样一个明证。猪肉在中国的社会 – 政治重要性与其产生的外部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将会决定未来十年内中国的猪肉生产和贸易政策,以及消费者的选择。

本报告以 2011 年谢敏怡(Mindi Schneider)为 IATP 调研撰写的《喂养中国的猪:对环境、中国小农和粮食安全的影响》(Feeding China’s Pigs: Implications for the Environment, China’s Smallholder Farmers and Food Security)为基础展开。该报告研究了中国的动物养殖业如 何以及为何朝着越来越工业化的肉制品生产方向发展,这 个趋势在很多方面也复制了美国主流但不可持续的肉制品产业模式,但是中国的规模更大。这一分析揭示和描述了由国家和非政府部门主导的一整套相互关联的力量,正是这些力量,让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大幅提高了工业化肉制品的生产和消费。

本报告的第二部分将介绍猪肉产业在中国的发展概 况,包括猪肉生产的历史回顾,改革开放时代的政策总 结,生产和消费趋势,以及对当前和正在进行的行业重组 的分析,包括对双汇 – 史密斯菲尔德收购案的中方观点。 第三部分分析了导致猪肉产业工业化的一些动机,包括政府生产目标和食品安全的政治因素,以及这些驱动力如何影响消费者需求。第四部分考察了在猪肉产业发展中起到 关键作用的利益相关方、想法和机制。这部分详细介绍了 被称作“龙头企业”的大型农业企业的情况,以及中国版的“垂直整合”(vertical integration)和合同农业(contract farming)。这一部分的分析揭示了中国猪肉产业的所有权和运营基本还在中国企业手中,但是其逻辑和实践与其 它地区由大型农业企业所主导的工业化生产极其相似。第五部分探讨了外国企业在中国猪肉产业的情况,展示了国 际产业整合如何影响中国的产业,以及中国产业整合的局 面也开始发生变化。最后一部分研究了这种被中国政府官员和大型农企真心推崇的工业化动物生产模式所带来的影 响。这一部分描述了美国作为这种模式的始作俑者,目前在多个领域面临的挑战,包括公共健康和环境污染,并把 这些挑战和中国的情况进行比对,希望中国能够直面这些问题,并且能够有效应对。

本报告表明,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整 个产业体系还相当分散,是来自政府的支持让龙头企业(私 营或国有企业符合一套支持农业发展的标准后,会被赋予“龙头企业”的称号)成为猪肉和农产品的生产、销售以及盈利的行业领导者。随着这些企业越来越资本化,得到 的投资越来越多,它们在国际农产品市场上的权力也越来 越大。双汇收购史密斯菲尔德只是这一现象中的一个案例, 考虑到这一收购的体量以及获得的媒体关注,这也是一个意义深远的案例。但它也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中央政府在 2000 年采取了一系列政策鼓励中国的国有和私营企 业前往海外投资各种业务和基础设施。这一“走出去”战略持续至今,并且和猪肉行业全球兼并的新方式相关联, 也和中国被广泛报道的土地掠夺行为挂钩(具体请见 IATP 本系列报告中的《饲料饥饿:中国的工业化肉制品需求及其影响》)。北大荒、中粮、重庆粮食集团、新希望集团、 中国农业发展集团等企业纷纷“走出去”,在国外获取土地、 自然资源,收购当地企业。 中国的猪肉行业体量庞大,它对土壤和水污染、气候变化、公共健康、农村生计的影响亦是如此。这一产业在 中国和在美国以及世界其它地方的同行业有很多相似之处,行业分析和政策需要考虑到这一事实。针对中国猪肉 奇迹的批评也必须同时批判整个工业化养殖行业的操作和 构架。同时,随着中国国内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扮演的角色 越来越重要,未来中国和世界的大型农企政治(agribusiness politics)也可能会越来越“龙头企业化”。理解什么是一般, 什么是特殊,以及这两者如何相互影响,对于我们理解“有中国特色的大型农企”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同样重要的是, 我们必须构建和实施更加公平、可持续和多样化的农业食物体系,来扭转几十年来全球农业工业化所带来的破坏。这, 必然是我们最为紧迫的任务。


一、引言:中国的猪肉奇迹?


农业是助力“中国奇迹”的重要因素之一。从 1978 开始,农业和食品产量飞速上升,中国的大型农业企业(agribusiness)已经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中国都克服了土地和资 源的限制,非常成功地为 13 亿人口解决了粮食问题。过去 30 年里,中国也在减少贫困、抗击饥饿方面取得了骄人成果。近年来,中国也成功地建立了一套农业食物体系 (agrifood system),让很多中国百姓有可能或真正过上“吃得好”的日子。从 20 世纪中叶的食物短缺和饥荒,到今天卡路里和食物选择的极大丰富,中国奇迹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食物奇迹。

猪肉是这个奇迹的关键点。1978 年之后的农业发展模式的标志就是提高了猪肉的生产、销售和消费。1980 年以来,中国人均肉类消费增长了三倍,到 2009 年,平均每人每年消费128 磅(58 公斤)1 。猪肉加工品和包装猪肉是增长最快的两个市场,反映出猪肉加工厂商不断扩大的影响力和运营规模。这也折射出另外一个大趋势:那就是越来越多的肉制品以更加容易运输、保存以及保质期更长的方式出现在超市和大型超市的货架上。这些趋势也能从双汇收购美国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Smithfield Foods)一案中看出端倪。这一收购将会提高中国的猪肉供给,提升双汇品牌在国内的形象(高端消费群体会因为其源自美国而认为这是更加“安全”的肉制品),并且进一步刺激和巩固消费者对工业化猪肉的需求。双汇 – 史密斯菲尔德的交易有其政治和经济考量,但也说明了一个基本情况:猪肉, 以及生产猪肉的体系和其中的每一个角色,在中国日渐全球化并且有国际影响力的农业食物体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政府官员通过补贴、投资、对大中型工业化企业的优惠倾斜政策来支持猪肉产量的提高。大型农业企业一般通过两种方式控制了大部分的猪肉生产和销售(总体来说, 农产品均是如此):一是通过和商业农场及农户的订单生 产,二是通过公共和私人投资来取得财务支持。面对产业整合愈演愈烈的趋势,小农(smallholder farmers)要么不再养猪,要么成为专业的养殖户,要么转型成为领薪劳工, 通常需要辗转各地进城务工。消费者消耗的肉制品数量也比过去更高,较富裕的人群更愿意购买工业化生产的肉制 品,他们认为这些产品受到更加严格的监管,因此也更安全。 今天,猪肉的供应量和品种要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多,这是一个资本和资源集约型行业,生产力和盈利能力极高,在政策和商业圈内被视为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完美典范。然而, 和猪肉相关的食品安全、公共健康问题和环境污染也越来越成为行业发展的瓶颈。2013 年初上海附近黄浦江上出现的漂浮死猪就是这样一个明证。猪肉在中国的社会政治重要性与其产生的外部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将会决定未来十年内中国的猪肉生产和贸易政策,以及消费者的选择。

虽然中国和国外的投资者都对“中国猪肉奇迹”摩拳擦掌,但是对于中国的猪肉需求以及如何满足这一需求还 是有不少疑问:中国对猪肉的胃口还能持续增长多久?这一需求有多少会被进口猪肉满足,具体需要进口多少猪肉, 还是需要依靠动物饲料进口?中国企业还会继续收购外国公司、投资外国土地和基础设施来满足其国内加工厂商和 消费者的需求吗?世界能否为中国持续增长的工业猪肉养殖提供足够的饲料,而不影响全球粮食安全吗?全球能生 产足够多的肉制品来满足中国的需求吗?中国有限的土地和水资源能否应对越来越多的大型猪场?新增的数十亿吨 粪便不加处理就大量排放吗?中国能否承受动物生产中抗生素滥用所导致的不断累积的公共健康成本吗?消费者对 食品安全不断增长的担忧是否能最终实现从工业化肉制品生产向更加健康和生态可持续的生产方式的根本转变?

本报告以 2011 年谢敏怡(Mindi Schneider)为 IATP 调研撰写的《喂养中国的猪:对环境、中国小农和粮食安全的影响》(Feeding China’s Pigs: Implications for the Environment, China’s Smallholder Farmers and Food Security)为基础展开。该报告研究了中国的动物养殖业如何以及为何朝着越来越工业化的肉制品生产方向发展, 这个趋势在很多方面也复制了美国主流但不可持续的肉制品产业模式,但是中国的规模更大。这一分析揭示和描述了政府主导和非政府主导的一整套相互关联的力量,正是这些力量,在中国的改革开放时期提高了工业化肉制品的生产和消费。

本报告无意在引言部分就确切地回答以上所有问题, 报告的目标也不是列举或解决工业化肉制品产业中的所有挑战。我们的目标是通过深入分析猪肉行业的发展轨迹, 分析它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厘清决定其未来发展方向的关 键政策、不同角色和各种力量,提供一个框架,供大家来理解这些挑战,并且采取行动。

本报告的第二部分将会介绍猪肉产业在中国的发展概况,包括猪肉生产的历史回顾,改革开放时代的政策总结,生产和消费趋势,以及对当前和正在进行的行业重组的分析,包括对双汇 – 史密斯菲尔德收购案的中方观点。 第三部分分析了导致猪肉产业工业化的一些动机,包括政府生产目标和食品安全的政治因素,以及这些驱动力如何影响消费者需求。第四部分考察了在猪肉产业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利益相关方、想法和机制。这部分详细介绍了 被称作“龙头企业”的大型农业企业的情况,以及中国版 的“垂直整合”(vertical integration)和合同农业(contract farming)。这一章节的分析揭示了中国猪肉产业的所有权和运营基本还在中国企业手中,但是其逻辑和实践与其它地区由大型农业企业所主导的工业化生产及其相似。第五部分探讨了外国企业在中国猪肉产业的情况,展示了国际产业整合如何影响中国的产业,以及中国产业整合的局面也开始发生变化。最后一部分研究了这种被中国政府官员和大型农企所推崇的工业化动物生产模式所带来的影响。 这一部分描述了美国作为这种模式的始作俑者目前在多个领域(包括公共健康和环境污染)所面临的挑战,并把这些挑战和中国的情况进行比对,希望中国能够直面这些问题,并且能够有效应对。



、发展中国的猪肉产


从数量、生产和消费规模来看,猪肉是中国最大的肉制品类别,在动物养殖业处于重要地位。同时,由于其它动物产业(鸡、奶牛、肉牛和水产)的工业化进程与猪肉行业有着类似的目标、逻辑和角色,分析猪肉产业也能窥一斑而知全豹,了解整个肉制品行业的发展轨迹。这并不是说所有动物产业都是完全一致的,而是希望说明,猪肉是中国繁荣的肉制品行业的一个典型代表,也是迄今为止造成最紧迫环境和社会影响的行业。

国的所有猪肉:简要历史回

几千年来,肉制品,特别是猪肉制品,虽然在中国的农业和饮食传统中都占有一席之地,但一直都不是餐桌上的常规食物,直到最近,猪肉才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中国人的餐桌上。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对大多数中国人来 说,一般只有在社交和仪式性的场合才会吃肉。猪肉的产 量也从来没有充足到供所有人口日常食用。在 1949 年前, 中国的农民(也是当时中国的大多数人口)的食物能量中, 只有1% 来自肉制品,他们的日常饮食还是以谷物为主。今天,情况则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牲畜产业爆发式发展, 各个群体的肉类消费都在上升,特别对于城市的中上阶层消费者而言,猪肉已经逐步成为他们餐桌的主角,也在当代饮食中占据了中心地位。

21 世纪的农业与膳食变化代表了中国人的饮食习惯 不再遵从其悠久的历史,而是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六千到 一万年前,中国各地都驯化了猪,而且每个地方都有本地 特色品种,大部分家庭每年喂养 1-2 头猪。活猪比死猪有 价值,因为活猪可以高效地把厨房和农业残余转化为富有 营养的肥料。变成猪肉后,还能作为婚礼的礼物,用于政治或社交场合,以及在中国春节时食用。

猪是中国农业体系和农业家庭中的主要组成部分,但是对绝大部分人来说,吃猪肉是难得的牙祭。尽管在不同的时代、地区和社会关系中,食用猪肉的传统有所不同, 小农在其多样化的种养结合的农业生态系统中饲养几头猪的模式,以及偶尔吃肉的习惯,是中国 7000 年农业历史长河中的主流。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于 1949 年建国以来,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变革也改变了肉类生产、销售和食用的方式。也许最大的变革发生在 1978 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策后。改革后,中央政府对农业生产和分配逐步放权,提高了国家粮食收购价格,重新允许农民保留生产剩余,或者去市场上销售富余的农产品。中国政府也大力投资(并且补贴)化肥、农药、灌溉、高产品种,引发一场中国的绿色革命。随着农业的蓬勃发展和收 入提高,过去由集体组织所分配的食品等社会物资越来越通过市场进行分配。猪肉成为一种可以大规模交易的商品, 大型农业企业也成为投资和利润追求者的心头所好。

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猪肉生产企业的极端集中化和工业化还是一个相对新的现象。在美国,也就是世界主流的工业化牲畜生产模式的发源地,养猪场的数量从 1991 年到 2009 年下降了 70%。合同农业在仅仅 12 年里迅速增长,从 1992 年的 5% 飙升为 2004 年的 67%。几家大型肉类加工企业引领的合同农业模式爆发式地增长,逼迫独立的家庭农场退出市场,让位于更适应于这种模式的大型生产者,美国的农场开始走向“依赖外购饲料多于自种饲料”的单一模式。尽管美国从 1950 年代才开始发展集中式动物养殖场(CAFO),但是美国的猪场规模从 1992 年的平均 945 头迅速扩大到 2009 年的 8389 头。

中国亦是如此。在政策、投资和经济体系变迁的推动下,养殖业工业化的速度和规模是惊人的。然而,和美国不同的是,中国农民的庞大基数意味着要从小型庭院式农场向超大型工业化农场的转型在80和90年代还十分缓慢, 但是 2006 年后,随着政府把工厂化养殖作为解决食品安全问题(详见后面章节)的优先方案,这一进程得以加速发展。 时至今日,仍有成千上万的小型生产者正在逐步退出这个行业。

不仅如此,美国仅仅四家主要的肉制品加工厂控制了大部分肉制品交易;而在中国,尽管这个行业的集中度越来越高,但是中国还是有很多本土企业。美国模式极大影响了中国的发展模式,这两个国家的猪肉产业又极大影响了全球饲料资源的分配,并且带来很多这一模式特有的社会、环境和健康问题。然而,中国的故事既有其特殊性,也有其普遍性。

把猪肉工业


自从 1978 年的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中国猪肉产业的工业化进程迅猛,大型的专业和商业养殖场取代了小农, 并在很大程度上用市场取代了家庭自给自足的体系。这一进程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工业化的第一阶段是在改革 开放初期,当时开始出现农业公司,针对进口的限制也被打破或放宽,市场的逻辑开始取代国家的计划经济。这一系列变化的结果之一,就是从 1980 年代开始出现了商业饲料企业,这就意味着养猪不必再依赖农场自身的资源。另外一个结果则是生猪养殖和猪肉生产的规模化、工业化和商业化。

第二个阶段始于 1990 年代中期。当时,中国政府正在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进行谈判。为了符合 WTO的相关要求,提高猪肉生产和消费,国家降低了用于牲畜饲料的大豆进口关税,有效克服了中国人多地少可能会对 猪肉产量带来的限制。大豆关税的变化是中国工业化牲畜养殖发展的关键因素(详见本系列的另一篇报告《饲料饥饿:中国的工业化肉制品需求及其影响》)。最后一个阶段,也是发展最为迅猛的阶段始于 2006 年。那一年,猪“蓝耳病”(猪繁殖与呼吸综合症病毒,PRRS)大爆发,横扫全国,猪肉价格飞涨。政府为了应对食品安全问题, 稳定产业,提高未来的风险防范能力,加大力度支持大型、工业化和标准化的猪肉生产。下面将会具体分析这些变化如何影响消费者的需求。

猪肉产业的生产、消费和进


纵观全球肉制品产业,猪肉是其中的领导者,而中国是猪肉的最大市场。目前中国饲养和消费了地球上一半的 猪。2012 年,中国的农户和企业出栏 6.6 亿头猪,猪肉产量达到 5 千万吨,比欧盟所有 27 个成员国的数量多一倍, 是美国的 5 倍。

2014 年还会延续这一增长趋势:生猪出栏量预计达到 7.23 亿头,猪肉产量预计提高 2%,达到 5470 万吨,消费 则会增长到 5500 万吨。

从长远看,据经合组织及联合国粮农组织(OECDFAO)的预测,中国的整体肉制品产量会在下一个 10 年达到 9300 万吨,从 2013 年到 2022 年每年将以 1.5% 的速度递增。虽然增产势头迅猛,但其实已经比上一个十年每年 2.3% 的增速要低一些。猪肉产量则将以每年 1.6% 的速度增长,禽类和牛肉分别为 1.9% 和 1.7%。尽管其它肉制品增速要比猪肉高,但是到 2022 年,猪肉的份额(以零售端重量计)还是所有肉类里最高的,占 63%,而禽类和牛肉分别占 25% 和 7%。OECD-FAO 还预测,中国肉制品消费的趋势也会和生产趋势保持同步。虽然禽类消费增速最快(详见本系列的另一份报告《禽何以堪?中国禽类生 产的工业化》),但是在消费增幅中,猪肉会占到 66%。简而言之,猪肉会继续占据生产和消费的主体位置。



虽然所有人都认为,整体生产规模还在增长,不同机构和专家的具体预测数字还是有很大差异。比如,荷兰合作银行(Rabobank)就预测中国在 2020 年前的猪肉消费会达到 6000 万吨。

从人均数据来看,中国的人均猪肉消费为每年 39 公斤, 美国则是 27 公斤。所有的猪肉产量其实都来自中国本土的生猪养殖:国内的消费和生产数据完全吻合,而猪肉的进出口数据相对整体数据而言则可忽略不计。到 2022 年, 中国人均猪肉消费预计将会比经合组织成员国要高 10 公 斤。但是这些预测也不会一成不变。需要指出的是,食品安全恐慌会严重影响中国的肉制品消费(详见下文的食品安全部分),而这些关切也会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影响猪肉生产的政策和消费趋势。






中国猪肉行业“微不足道”的进口比例,如果换成具 体数字,也会意味着中国要从国际市场上进口大量猪肉, 特别是把香港算进去之后。2000 年到 2006 年,中国大陆和香港共计进口 50 到 60 万吨猪肉,尽管这一数字只占整体消费的 1%。2014 年,中国预计将会从总量为 700 万吨的国际出口市场中进口 77.5 万吨猪肉。这个数字仅占中国国内消费的 1%,但是将近世界市场出口总额的 12%。


中国猪肉进口的决策很大程度上受到食品安全问题的影响。从 2007 年开始,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猪肉产业的主要进口国。2008 年的高峰时期,美国对中国大陆和香港的猪肉出口占美国整体猪肉出口的 18%,这一比例从 2000年到2006 年增长了一倍。但是在 2013 年上半年,德国取代美国,成为中国猪肉的最大出口国,美国猪肉的市场 份额从 48% 降低到 18%,而德国猪肉的市场份额则增长到 23%。德国能够以较低的价格提供不用盐酸莱克多巴胺 (一种瘦肉精添加剂)的猪肉(详见食品安全的章节)似乎对于提升德国的竞争力有很大的帮助。

猪肉进口只是故事的一面,另外一面则是生猪进口。 根据 2011 年摩根士丹利的报告,中国是世界上第三大生猪 进口国。随着行业的工业化程度越来越高,除了 CAFO(集中式动物养殖场)设施和技术,行业也需要能够适应于这种养殖条件的生猪品种。进口不同品种的生猪来改变中国生猪种群基因是一种常见的方法。2014 年,中国的生猪进口预计会增加 10%,达到 22000 头。美国是中国生猪的最大供应国,占据一半市场份额。加拿大则占 20 ~ 30%, 其它生猪来自欧盟国家。

香港是中国大陆生猪和猪肉出口的主要目的地,2014 年大陆向香港和澳门供应活猪 180 万头。

进口预


中国猪肉市场的波动让猪肉出口国都纷纷希望扩大在华市场份额。2006 年蓝耳病爆发后,这一现象特别明显。当时,猪肉供应和价格相当不稳定,导致后一年进口暴增。 随着中国的饲料和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出口国希望中国国内生产成本的高企能够给外国猪肉进入中国市场带来更多机会。美国猪肉行业对于中国市场的任何变化都会有强烈反应:2009 年中国宣布取消对美国猪肉进口的限制,这个决定让美国瘦肉猪价格在三个月内居高不下。

中国猪肉进口的本质多少能够让我们看出企业在现在和未来是如何看待这个市场的。肉制品进口中的大部分是 高端包装肉制品、新鲜内脏,或者其它内脏。由于中国饮食文化中,有很多使用肝、肾、胃、脾、脚和其它部位的菜肴,所以在跨国肉制品加工公司眼里,向中国销售这些副产品非常有利可图。而在发达国家,消费市场中的主力还是肉本身。

加工肉制品在中国也越来越普遍,但是鲜肉还是市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消费者更喜欢的品类。这也和猪肉进口密切相关。荷兰合作银行的研究显示,工厂、学校、单位和深加工工厂是进口猪肉的主要市场。受到生产成本上升的影响,对这些机构来说,有时候进口的冷冻肉要比购买国产的鲜肉便宜。有些冷冻猪肉也进入零售和批发渠道,大部分被小型加工厂消化。内脏则大部分直接进入批发市场和餐饮业。内脏进口预计会在未来几年继续增长, 但考虑到消费者对新鲜肉制品的偏好,这还很难成为零售市场的主流。


双汇 - 史密斯菲尔德合并:来自中国的观

2013 年 5~6 月,该新闻刚刚见诸媒体,IATP就在北京采访了多位专家,分别来自:中国研究机构、饲料和猪肉行业、政策制定者。他们对这个并购案的观点也各不相同。

饲料行业专家

作为一个飞速发展的中国公司,他们(双汇)可以从国外学习先进的管理技能和技术(食品加工、育种管理等),来提高他们的竞争力。通过收购一家外国公司,双汇能够快速有效地实现它的目标:走向全球。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尝试。不过,毕竟文化不同,他们可能会在管理上遇到一些挑战。


在美国养猪成本要低一些,但是加工、营销和销售成本很高。中国可以进口(经屠宰的)整猪,然后在国内加工。双汇不应该进口加工猪肉制品。

粮食安全和农业专家

史密斯菲尔德的交易是一个重大错误。应该把这 71 亿美元用于提高中国的肉制品行业水平。国际肉制品交易风险很大,世界贸易也不会满足中国的需求。如果美国进口猪肉能够满足中国 5% 的需求,我都会很吃惊。

政策制定者

进口肉制品的好处是我们可以减少进口粮食、动物饲料和大豆。这样大豆农民和种粮户的利益就不会受损。第二个好处是能减少环境保护的压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中国的村子。很多村里的河流都已经被污染了,动物养殖业的污染尤其严重。这些污染主要来自养猪和养鸡。我们为什么还要继续污染环境呢?所以我觉得进口肉制品要比进口粮食更好。而且,在中国,动物养殖业的模式来自美国。这不是一件好事。我们以前使用传统的养殖方式。但是在过去 20 年里,我们用美国的饲料配方。在辽宁,已经出现了有几百万头猪的超大型猪场。这不适合中国的情况。现在大型的猪场和牛场都在用美国的模式。我很担心这种局面。这不可持续。现在养殖行业的饲料配方、猪种、设施都来自美国。但是在中国,我们没有那么多饲料和技术。而且我们环保的压力更大。美国疆域辽阔,人口较少,但是中国人太多了。

肉制品行业专家

史密斯菲尔德在美国的经营也很困难。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由于消费疲软,屠宰业和养殖业目前在美国和欧洲都面临困境。


另外,美国人和欧洲人不喜欢吃猪肉。所以史密斯菲尔德的日子更加难过。史密斯菲尔德有 24 亿美元债务(原文如此)。荷美尔(Hormel)和艾格菲(Agfeed)情况也不好。我认为双汇在这个时间点收购史密斯菲尔德可能有两个原因。首先,双汇作为一家中国公司,想把业务扩展到全球。收购世界上最大的猪肉公司感觉很好。另外,双汇不需要用自己的钱来买公司。双汇只需要付一小部分,其它基金就会把钱补上。其次,双汇想把美国的猪肉运到中国销售,因为美国猪肉更便宜,双汇这样就能赚钱。但是双汇忘了考虑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很难在短时间内被改变。中国人喜欢吃鲜肉,美国人喜欢冻肉。而美国只能运冻肉到中国。


但是政策制定者的思路是这样的:“现在我们要把疾病和污染留在美国,只要他们的肉。”这不是一个黑纸白字的政策,但是他们有这种想法,只是没人公开说而已。但是这很容易理解:污染问题、土地紧缺问题、疫病问题等等。

分析

在太平洋两岸,关于双汇 – 史密斯菲尔德的并购案,已经有很多文章了。在美国,很多人担心双汇会窃取美国猪肉加工技术,以及建造、管理 CAFO 的经验。然而,这一并购也体现了全球养殖业的趋势,预示着未来几年里,全球肉业将会进一步兼并,金融机构和投资银行也会继续在大宗商品(粮食谷物)、自然资源(土地)和其它农业商品(肉类)中投机获利。在双汇这个个案中,摩根士丹利早在 2011 年就预测到,史密斯菲尔德对那些有意涉足中国猪肉市场的企业来说是一个能赚钱的公司。摩根士丹利、中国银行、高盛和多家金融公司也是双汇斥资 30 亿美元购买史密斯菲尔德的债务及公司本身背后的重要推手。然而,这些公司越来越有权势,加上全球肉制品行业高度集中,这两点并没有在关于这一并购的媒体报道中给予充分重视。但是,这些问题对于肉是如何在一个国家内部生产并在世界各地流动的——这包括在中国之内和之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把全球化的猪肉出口到中国,并预测未来的进口趋势, 需要考虑到多个因素。首先,中国对于猪肉进口没有实行 配额制,但是需要有双边贸易协定。海外的工厂必须得到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AQSIQ)的批准。第二, 影响进口猪肉价格的因素,比如供应量、疫情、饲料成本、劳动力成本和政策等,再加上消费者需求和汇率波动,都会对进出口前景和预测造成影响。第三,中国猪肉生产和加工企业的力量也日趋壮大,行业整体也出现了垂直整合和兼并的趋势(详情请见以下章节),也会影响跨国公司到底是通过贸易还是直接投资来进入这个市场。全球的行业并购,以及整体国际牲畜产业的金融化,特别是猪肉生产领域,也会让这个行业更加复杂。双汇高调收购史密斯菲尔德的案例也充分说明,控制猪肉全球流动的企业布局在未来几年内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猪肉行业重组:谁在养中国的猪



几千年来,小农生产了中国所有的猪肉。直至1985 年,这些“庭院式养殖场”为中国生产了 95% 的猪肉。 这些农户的规模一般在 3 亩地左右,会种一些庄稼,养一些动物,其中猪不会超过五头。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随 着国家政策和投资大量支持工业化养殖模式,中国猪肉产量突飞猛进,占据全球产量的半壁江山。然而,与此同时, 这些“庭院式养殖场”的数量和它们在市场上的份额则直线下降。仅 2008 年一年,养猪的农村家庭数量就锐减一 半,在一些贫穷地区,只有 35% 的家庭还保留了庭院养猪的传统。据分析师估计,2006 年蓝耳病疫情爆发后, 政府所采取的支持规模化养殖的政策非常成功,年出栏量超过 50 头的养殖场的比例从 2007 年的不到 50% 提高到 2009 年的 60%。

但是,对于如何最精确地定义中国目前养猪业的格局, 分析师们也有不同的看法。这主要是因为年出栏量的差距 实在太大了:一端是一年出栏不到 10 头猪的小农户,而 在工业化的那一端,一年能出栏和加工超过 10 万头的大型农业企业也不在少数。随着猪肉产业链进一步整合和兼 并,这种两极分化的现象还将加剧。比如,有些公司计划在超大型养殖场中实现年出栏一百万头猪的目标。中国 最大的粮食贸易企业中粮集团也希望成为最大的猪肉养殖企业。这个业务分布广泛的国有企业计划在 2015 年前每年 出栏 1000 到 1500 万头生猪,并且投资 350 亿人民币建立屠宰设施来加工自己养的猪。

在小农和超大农场的中间,还有一种专业化的家庭式养殖场,一般是指那些专业养猪户,猪是用来销售的,不是主要满足自身需求。这些养殖场有的由独立的家庭经营, 有的由小型企业管理,也有的由几个在庭院养猪的农户联合起来,以便更加专注于猪的养殖。有些养殖专业户与大型商业农场签订合约,为这些企业定向养殖,也有的把猪仔和肉猪卖给当地的中间商,这些中间商再把生猪卖给屠宰场、加工厂和零售企业。政府主要通过投资建设基础设施来激励这些专业养殖户扩大他们的规模。

大型商业养殖场也得到很多政府支持,这些企业也有意愿与家庭专业养殖户合作。这些商业养殖场开展育种、 种植或提供饲料、饲养、屠宰、加工、营销等一系列围绕生猪和猪肉的服务。它们的工作方式也多种多样。有的专注于某个生产阶段,有的运营其中某些或所有环节,有的与其它农场和公司签订合同,以便生产和销售终端产品。这些商业农场的规模一般在 500 到 5 万头不等,但是整体规模还在不断扩大。无论是通过合同农户,还是在自有养殖场,越来越多的企业能够达到一年几十万头的出栏规模。

很多最大规模的企业扩张是领先的加工企业通过垂直整合来深入生产过程(详见以下章节)。比如温氏集团年 产 7 百万头猪。正大集团、正邦科技、雏鹰农牧集团、牧原食品都拥有超过 50 万头猪的养殖场。中粮集团、山东六 和、艾格菲国际则拥有超过 10 万头猪的养殖场。(艾格菲国际已于 2013 年 6 月在美国提出破产申请,并于 9 月被三家美国猪肉企业收购。)

荷兰合作银行在 2012 年就指出,这些超大型养殖场正在吸引金融和行业投资者:

当投资涌入大型和超大型养殖场,投资者的类型也开始多样化。不仅大型的肉制品公司对猪肉养 殖感兴趣,私募股权公司、甚至来自其它行业—— 比如钢铁、IT——的投资者,也会在这些新兴项目上投入成百上千万美金

这些商业养殖场模仿、甚至可以说是照搬了美国、欧洲主流的“工厂化养殖场”模式。这种模式在世界其它地区也越来越主流。中国大部分商业养殖场都是本土的大型农业企业,但是跨国公司也参与其中,包括提供猪的基因、饲料和技术(详见“中国猪肉产业中的外资企业和全球兼并整合”一节)。中国的工业化养殖和加工设施使用的生产模式和设备与世界其它地区类似规模的养殖场差不多:这些企业从“大荷兰人”(Big Dutchman,中文亦名“必达”)这样的跨国企业购买设备,也从“大荷兰人”在中国的模仿者“大牧人”(英文名为 Big Herdsman)购买设备,或者从其它中国公司购买。中国工业化养殖基本参考了美国的模式。

中国猪肉行业目前的结构可以用“三叉”来形容。一项由英富曼经济(INFORMA Economics)和国家粮油信息中心合作调研的报告指出,庭院养殖场(每年 1-10 头猪)占全国猪肉生产的 27%,专业养殖户(每年 50-500头猪) 占 51%,商业化养殖场(大于每年 500 头猪)占 22%。荷兰合作银行使用了略有不同的统计方法。根据他们的研究,2010 年,庭院养殖场(每年 1 到 49 头猪)的产量占37%,专业养殖户(每年 50-3000 头猪)占 51%,商业化养殖场(大于每年 3000 头猪)只占 12%。虽然不同的统计口径和方法导致数字上有差异,大趋势还是很明确:大型养殖场正在取代家庭养殖场。虽然如何界定不同规模的养殖场还有难度,荷兰合作银行对专业养殖户的定义也过于宽泛,无法区分劳动力、资源和环境因素在不同规模养殖场之间的差异。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英富曼的 50-500头 的分类最为合理。随着这个行业越来越工业化,我们需要更加精细的分类来准确地理解其中的差别。

家庭经营的专业养殖场和大型商业化养殖场都能被归类为集中式或封闭式动物饲养场,也就是所谓 CAFO。虽然专业化养殖场的运作模式也千差万别,但是政府推动养殖场标准化,使其符合工业化模式,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专业养殖场会成为 CAFO。政府把 CAFO 当做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出路,于是鼓励专业化养殖场朝着工厂化的方向发展,希望更严格的生物排除(bio-exclusion)以及标准化的饲喂、防疫和养育能够降低生物安全风险。然而,进入同一封闭空间的动物越多,它们患病的风险就越高。

这些养殖场的固定成本很高。虽然较小的专业养殖场更加能够随时利用所能得到的最便宜的饲料,但是大型养殖场却只能使用固定的饲料配方。甚至连小型养殖场也越来越多地开始使用更加工业化的饲料。无论规模大小,CAFO 整体上依赖大型屠宰场和加工设施,也更加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和东南部的大城市。因此,猪肉在广州和上海周边的东南和东部中间省份的价格更高,因为商业农场的投入成本更高。



“庭院养殖场”在一些地区仍是主流,但是它们在全国的份额下滑得非常快。所有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从现代猪吃的饲料(不再是它们以前享受的厨余),到猪在其短暂生命历程中所居住的环境(不再形单影只,而是与成千上万头猪住在同一圈舍),要把大量粪便排入蓄粪池,送到屠宰场去宰杀、冰冻、包装成切好的不同部位、再运送到超市。所有这些环节都出现了很多变化。猪肉产量预计在未来 5 年内上升 20%(BMI,2012)以满足政府对于牲畜业发展的重要目标。



屠宰场的兼并和产能过


受到政府支持猪肉行业规模化和兼并的政策的激励, 大型肉制品公司相互竞争,进入更加靠近粮食产区(玉米、小麦)的北方和西部地区,并且建立更大的营销网络 (Rabobank,2012)。正大集团、新希望、温氏和正邦都在朝这一方向发展。

虽然肉制品加工企业的兼并从 2006 年蓝耳病爆发前就 已经开始,但是当政府于 2007 年关闭了很多中小型猪肉加 工厂和屠宰场之后,这一趋势开始加速。“指定”屠宰场 的数量从 2006 年的 3 万家,缩减到 2012 年的 1 万家,预计到 2020 年会减少到 2000 家。

猪肉行业的工业化和规模化得到了政策和金融的同步支持,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猪肉加工的产能过剩。2012 年, 中国最大的三家肉制品厂只用了一半产能。根据荷兰合作银行的研究,这个趋势意味着公司的扩张速度高于市场的 发展速度和养猪场的扩张速度。这也意味着最大的企业之间的竞争也在加剧,包括对生猪来源的竞争。这也是双汇 对史密斯菲尔德的收购有利可图的另一个原因,因为这样双汇就能把美国的白条猪运到中国来加工。尽管产能过剩, 荷兰合作银行也注意到,中国最大的几家公司还在继续宣布它们的扩张计划。比如,雨润宣布要在 2015 年前实现 7000 万头猪的屠宰能力,双汇则力图在 2012 年实现屠宰5500 万头(之前是 4500 万头)的目标。



三、中国的猪肉和禽畜养殖发展战略:肉要更多、更现代、更安




尽管发展经济学家、农业工业化的支持者,乃至通常的认知都认为中国养殖业的超大型农场现象是现代化进程中自然会出现、而且无法避免的阶段,但其实工业化的每一个故事都有其历史、社会和生态背景。在中国,国家在猪肉生产变迁中扮演了核心角色。政府为了让城市中上阶层消费者吃上富含蛋白质的“现代”膳食,以及最近为了解决公众对食品安全的担忧,采取措施推动肉类产量提升,这些政府政策都激励了禽畜养殖行业的发展。这一章节将会列举一些中国政策制定者的假设和优先考虑的议题,这些假设和议题让他们积极主动地推广美国的工业化养猪模式,尽管这一模式已经明确地带来了很多社会和环境挑战。



为什么需要更多猪肉


在所有农业食品领域,猪肉也许是最为中国的一种 ——中国人几千年来在家养猪的习惯甚至在文字中也有所体现。比如,在汉字中,“肉”这个词,一般来说是指猪肉,而“家”这个词出现在 3500 年前,其结构就是在代表家室的宝盖头下面有一个代表猪的“豕”,猪上面有个屋顶,即为家。

猪在文化和历史上的重要性是理解猪肉在产业和政策中地位的关键因素,这也是为什么在改革开放时代提高肉制品产量的过程中,猪肉一直处于核心地位:简单来说,消费者需要猪肉。尽管对于其它肉制品的需求也在上升,事实上,由于其它肉类消费量的上升,猪肉在肉制品消费中的比例已经下降了(从 2000 年占全部肉类  94.1% 到 2005 年的 64.7%。)但是猪肉仍是中国农业食物体系中的主要肉产品。

政府需要执政合法性和公众的信任。这是政府提高包括猪肉在内的整体肉制品产量的重要驱动力。在当代中国,肉代表着物质不再匮乏,这也是政府在其现代化进程中非常需要实现的一种进步。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创伤和粮食配给制度让国家意识到在改革开放时代提高猪肉产量和消费的重要性。尽管几千年来,农民一年只在节庆时才会吃一两次肉,猪肉供给制度对所有中国人的饮食造成了影响,改变了大众对猪肉的看法、期待吃肉的频率和量。政府希望通过满足这种出于反抗过去物质匮乏时期的“报复性吃肉”的需求,证明政府能够为老百姓带来一个物质丰富的农业食物体系,满足消费者的欲望和需求,来提高执政的合法性。正如一位上海的大型农企高层所言:“(猪)肉意味着富足。你钱越多, 你吃的(猪)肉也越多。”老百姓吃的肉越多,政府官员也会有更高的安全感,因为这证明了中国的农业食物体系的现代化正在朝着美国这样的国家发展。



“让他们吃上肉


尽管中国所有地区的肉类消费都在上升,但这个趋势并不平均,城市还是肉类消费的主战场。肉制品已经占据 了城市中产阶级食物消费的中心位置,但在农村,谷物仍是膳食的基础。图表 11 说明了这一区别。



集中在城市端的肉类消费,也反映出当今中国其它不平等现象。经济改革之前,中国是全世界最平等的国家。 今天,基尼指数(衡量收入不公平的统计数据)为 0.61,是全世界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尽管改革开放后让数亿人 口脱贫这一成绩让政府深感自豪,但是不平等现象正在加剧,农村地区的“群体事件”也越来越多。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1 年城市与农村收入比例 为 3:1。为了避免更深的社会矛盾,中央政府把减少贫富差距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抓。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提高农 民,特别是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包括:农业直接补贴、垂直整合与合同农业、取消农业税、每年或隔年调整法定 最低工资标准。根据国务院的数据,从 2006 年到 2011 年,农村人口收入每年都以高于 6% 的速度增长。但是学者发现,这些收入增长主要来自带回农村的城市务工收入,而不是政府其它政策的成果。

城市消费者用于食物的开支几乎是农村人口的三倍,而农村人口把他们很大一部分收入用于满足基本的饮食需求(农村人口开支的 44% 用于食物开支,城市为 38%)。所以当食物价格上涨时,农村贫困人口受到的影响最大。作为消费者价格指数的重要组成部分,猪肉价格是国家政府用来评估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需要重点监管以防止社会动荡的一个价格。猪肉产量的提升和猪肉的可及性被视为解决国内政治和经济问题以及不平等问题的一个工具。这一工具是否有效,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食品安全驱动需


与此同时,城市消费者也吃了更多工厂化养殖的肉类。 许多食品安全丑闻也给这个蛋白质派对浇了冷水。根据上 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和危机管理研究中心 2013 年发布的一份报告,近期的丑闻包括三聚氰胺奶粉(详见本系列中另一篇报告《中国的乳品困境:中国乳业的演化与未来趋势》)、瘦肉精猪肉、“速生鸡”的多种饲料添加剂、 饺子和包子中有老鼠肉和纸箱等等。这些丑闻让食品安全成为公众最为担心的问题。有足够收入的消费者越来越有兴趣去购买他们认为可以信任的食物,这些食物没有非法添加,也没有其它不安全或伪劣成分。2012 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城市消费者最信任的猪肉来自工业化养殖体系:

从中国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工业化的方式似乎代表了成功和进步等价值,也意味着品质和安全, 因为猪肉生产已经不再是低成本、低品质、低安全度和家庭经营的模式

这一表述说明,中国城市消费者越来越把工业化农业作为现代化和发展的象征。这也显示出城市老百姓普遍持有一个错误的概念:小农应该为中国食品安全丑闻承担责任。

如果要批判性地评价这种错误观念的形成,我们必须了解工业化畜禽养殖整体的问题,特别是在中国的现状。过去七年里,中国猪肉产业的结构性变化之大、发展之迅猛,行业的规模化速度之快,让行业和学界对这一变革还缺乏一个系统性的分析。另外一个问题是各方对于肉制品工业化的公共健康和环境成本还缺乏普遍的意识, (具体的影响请见下文)。尽管中国一半的抗生素用于动物养殖,耐药的超级细菌也越来越多,但是抗生素的耐药性问题还没有被当做食品安全威胁来重视。把批评猪肉食品安全问题的矛头指向小农,只会保护大规模农业食品企业的利益,而把注意力从工业化体系上转移走,而这, 才是食品安全问题的根源。盐酸莱克多巴胺和其它瘦肉精的使用也是另外一个例子(详见下方)。

在目前阶段,中国消费者应对食品安全危机的方法是完全从消费一种肉类转向另外一种肉。比如,美国农业部外国农业服务处发现,今年牛肉需求的上升就是由于猪肉和禽类行业发生了食品安全事故。超过一万头死猪漂浮到上海黄浦江这一事件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再加上禽类部门的禽流感造成 44 例死亡和 134 例感染,这些事件都让中国消费者今年转向消费牛肉。美国农业部预计,由于需求增长,以及汇率的因素,2014 年中国的牛肉进口将会增加 20%(主要来自澳大利亚)。



食品安全丑闻,还是 例行公事



食品安全问题,特别是肉制品中非法添加剂的残留,在中国的农业食物体系中是一个日益严峻并且还在扩大的问题。其中一种就是非法使用克仑特罗 (clenbuterol)和其它“瘦肉精”(意指这些药物能够快速提高猪肌肉的生长速度,让它们在短时间内变得又瘦又重)。

然而,中国使用添加剂的情况并不总是像国 际媒体渲染得那么不堪。事实上,其中一些添 加剂在全球肉产业中也屡见不鲜。莱克多巴胺 (ractopamine,亦称雷托帕明)就是这样一种添加剂。 莱克多巴胺在中国被禁止使用。但是,为了提高肉料比,美国估计有 60 ~ 80% 的猪被合法喂食这种添加剂。尽管美国 FDA 在 1999 年批准养猪业使用莱克多巴胺,但是这一物质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尚无定论,主要是由于相关研究是由这种药物的生产厂商礼来公司动物保健部(Elanco)做的,该厂商是 药企礼来制药公司(Eli Lily)旗下的企业。莱克多巴胺的机制有点像应激激素,能让动物心跳更快,抬高它们的应激水平。

2011 年春天,中国爆发了一个食品安全丑闻。 全国最大的肉制品公司双汇被曝购买瘦肉精喂猪。 被发现的瘦肉精是克仑特罗和莱克多巴胺。这两种刺激生长的饲料添加剂都由美国公司开发,从 1980 年代初起就广泛运用于美国的养殖业。2002 年,中国就禁止使用这两种添加剂,但是直到 2011 年,出于对双汇丑闻的回应,政府才彻底禁止在国内生产和销售这两种产品。

如果在中国使用这些产品是违法的,为什么这些瘦肉精还能在国内被生产和销售呢?很明显,这些产品的确进入了中国的养猪行业,但是这些产品不仅仅是简单的非法行为或者出现在国内黑市上, 这些添加剂其实是为出口市场生产的。尽管克仑特 罗基本上被很多国家禁用,但是还有 26 个国家允许 使用莱克多巴胺,包括美国、巴西、澳大利亚、加 拿大、墨西哥和菲律宾等。莱克多巴胺还以两票的 微弱优势,被富有争议地纳入国际食品法典(Codex Alimentarius)。2012 年 7 月,联合国相关委员会批 准了莱克多巴胺残留的国际标准,但是这一决定遭到了欧盟的强烈反对,并为此大声疾呼。中国、俄联邦、 印度、土耳其等国也加入欧盟反对这一决定,呼吁全面禁止这一添加剂,并且重申禁止饲喂过莱克多巴胺的肉制品进入本国。但是据当时在谈判现场的人士透露,美国政府受到肉制品产业界的影响,给很多小国施加大量压力来反对这一禁令,并且取得了成功。

这个问题现在也影响了双汇 – 史密斯菲尔德的并 购。礼来制药厂在美国以商标“Paylean”销售莱克 多巴胺;这也是美国广泛和经常使用的一种饲料添加剂。但是为了建立双汇 – 史密斯菲尔德猪肉进入中国市场的渠道,史密斯菲尔德需要生产不含莱克多巴胺 的肉制品。为了给并购做准备,公司已经决定要在 2013 年 7 月 1 日前,实现 50% 的肉制品不含莱克多巴胺。在这个案例中,那些担心中国差劲的食品安全历史会影响美国食物体系的想法似乎很不恰当。

有时候,中国的食品安全丑闻,在美国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



四、龙头企业、垂直整合和合同农


肉制品的生产和销售越来越被大型农业食品企业所控制。从 1998 年起,中共中央把垂直整合作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主要机制来推行,并且给予一些大型农业企业“龙头企业”的地位,来实施这一策略(Zhang & Donaldson, 2008)。农业部下面的这句话简明扼要地道出了目前政府发展农业的思路,畜禽养殖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 “扶持农业产业化就是扶持农业、扶持龙头企业就是扶持农民。”换句话说,这种发展模式就是要用大型农业企业来替代小规模农场,用合同农业替代本地市场,用产业化替代分散的生产。根据国务院 2012 年的文件,龙头企业“是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重要主体,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关键。”这些龙头企业也未必是国有企业,它们:

不同于一般的工商企业,它肩负有开拓市场、 创新科技、带动农户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任, 能够带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带动商品生产发展,推动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

根据官方数据,2011 年,龙头企业主导的生产模式覆盖了全国 60% 的粮食生产地区,70% 的畜禽(猪和禽)和 80% 的水产(详见方框 3)。2011 年龙头企业的总销售额为 5.7 万亿人民币,占全国农产品生产和加工食物的 1/3,以及主要城市 2/3 的菜篮子。尽管学者们认为, 中国的官方统计数据未必最符合现实,但是,即便这些数字在某些程度上有所夸张,这也展现了龙头企业势力的规模和发展趋势。

下一个章节将会详细介绍龙头企业的定义和运营模式,这也是中国版的垂直整合,以及“公司 + 农户”版 的合同农业。这些模式加在一起,组成一张中国畜禽行业发展模式的草图,其中也包括主要的参与者、其中的各种关系,以及运行的逻辑。



龙头企业:大型农企首当其


在中国的文化中,龙既是汉族,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象征,代表着力量、智慧和吉祥。龙头企业最早出现在中共中央 1998 年的一个文件中。在这份十五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中,党中央指出,通过行业整合和扩大生产经营规模,龙头企业会在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关键的作用。 “龙头企业”的名字来自于中国传统的舞龙表演, 从汉朝起,舞龙一直是节日和庆典中的主要仪式。在舞龙表演中,领舞者头戴威武的龙头,其他表演者紧随其后, 弯腰相连,组成长长的龙身,循序起伏起舞。受到这一形象和寓意的启发,党中央赋予龙头企业“龙头”的地位, 让这些企业引导广大农民走向工业化的道路,也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

随着各个政府部门出台针对龙头企业的政策,国家对于大型农业企业的支持力度也随之加大,这些企业在重新构建农业经济、生产体系和农民生计中的权力也越来越大。 新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于 2012 年 11 月成立,国家和私营企业在构建一个整合程度更高,越来越集约化的国内农业产业的合作上,也有了一个正式的平台。

龙头企业的称号让一个公司能够享受政府相关项目的补贴,也能在市场上被认为更值得信任,从而增强了其合法性。今天,中央、省级和地方政府都能授予企业“龙头” 称号,全国性的龙头企业则最为荣耀,利润也最高。



要想取得龙头企业资质,一个公司必须满足组织形式、 经营范围、财务和农场整合等一系列要求。组织形式上, 企业应以农产品生产、加工和流通为主业,这部分收入占企业总收入的 70% 以上。并且,企业必须是依法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包括国有、集体、私营企业以及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外商独资企业等。

最后,政府也根据一个公司的所在地和经营类型,对 龙头企业的最低资产和销售额做了限定。不同地区对加工和流通类龙头企业的资产和销售额的要求请见下表:



龙头企业对接农


为了完成龙头企业所需承担的农村发展的责任,这些企业必须有牢固的“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家庭农户进入企业的运营和市场中去。这些机制包括与农户签订合同、 允许农户持股、与农户开展合作。此外,企业加工、销售的初级产品中至少 70% 必须来自这些安排。东部的企业需要带动至少 4000 户,中部是 3500 户,西部则是 1500 户。至于这些企业是否达到这些指标,或者更重要的问题是, 这些企业是否真的让农户受益,则是一个需要辩论的话题。

67 进入 21世纪后,推动龙头企业发展的方式主要分为两 类。一类用于支持企业直接从事的农业加工和流通行为。 2000到 2005 年间,中央政府花费 119 亿人民币,用于补 贴这些全国大型龙头企业的建设和运营费用。除了直接补贴,政府也提供税费减免、出口退税、出口产品贴息贷款、 低息或免息的特别贷款等措施。第二类政策支持则是为批发行业和涉农行业提供补贴,比如专门从事冻猪肉储存 的公司、产品研发企业、污水管理公司等。针对这些企业的支持也是通过金融、财政和税收方面的政策来实现的。

在政府的重点支持和行业合作的背景下,这些龙头企业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对农业食品体系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上,都取得了飞速的发展。根据 2011 年的官方数据,中国各类产业化经营组织有 28 万多个,包括 11 万政府认定的龙头企业。这些公司通过“辐射带动”和 1.1 亿农村家庭合作,即通过与龙头企业建立关系,企业可以把技术、信息、市场机会辐射给农民。



龙头企业和猪肉行


猪肉行业充分说明了国内大型农业企业已经占据了主 流地位,特别是政府对农业加工企业的扶植已经取得了成 功。根据 2011 年的销售数据,全国前十大猪肉加工企业中, 只有一家不是龙头企业。前十大屠宰企业和零售企业中, 龙头企业也占了 80%。尽管龙头企业的政策支持重点是加 工企业,但是考虑到这些企业能够更有效地实现农业食物 体系的现代化,越来越多的从事生产的企业也被认定为龙 头企业。2011 年,前十大猪肉饲养和生产企业中,有六家 是龙头企业。

从图表 14 可以看出龙头企业在猪肉行业的主导地位, 以及外资企业的相对缺位。整个行业中,只有两家公司有外商投资,虽然也不是通过典型的合资企业的方式开展合作。其中一家是 2006 年高盛入股 10% 的双汇集团,高盛又于 2009 年把其中的一半股份卖给一家中国的私募基金 ——CDH 投资公司。双汇国际是收购史密斯菲尔德的企业主体,这是一家国际控股公司,也是前国企双汇的股东。



另外一家是成立于 1990 年代初的山东金锣肉制品公 司,中文全称是临沂新程金锣肉制品有限公司。发起人分别是一位医生、一位企业家和临沂市政府计划部门的一位 政府官员。这三位中国创始人先在英属维京群岛,后来又在百慕大成立了大众食品集团。所以,尽管金锣完全是 一家外资企业,但它的源头在中国,而且它也是一家政府认定的龙头企业。它也是中国猪肉加工企业的前三甲之一。

比较而言,在国内拥有权和控制权方面,鸡肉行业和猪肉行业最为相似,这一点从图表 14 中也可以看出。所有鸡的屠宰和零售企业都是龙头企业,其中两家是合资公司。山东泰森新昌食品有限公司是全国第十大鸡肉加工企业和第八大鸡肉零售企业,这是一家在 2009 年与美国泰森合资创办的企业,其中泰森占有 60% 的股份。北京大发正大 有限公司是全国第六大鸡肉加工企业和最大的鸡肉零售企业,这是一家和泰国正大集团合资经营的公司。



有中国特色的垂直整


设立龙头企业的意图是通过联接农民来对农业生产的上下游进行整合,从而实现其农村发展的责任。在中国的语境下,垂直整合意味着农产品的生产、加工、流通和销售要更加高效,产业化程度更高。用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 司的话来说,就是要“建设从田间到餐桌产业链”。(译注:中国政府和农业行业更常使用“产业化”来指称企业垂直整合的行为。本译文保留原文中的“垂直整合”说法。) 这是“价值链整合”的一种形式,也就是农民在价值链的一端生产初级农产品(比如生猪),龙头企业则在另一端进行加工,并且在本地、全国和国际市场上销售有附加值的商品(比如香肠和火腿)。在中国以外的地区,垂直整合一般用于指一家公司在商品链上拥有和控制的环节数量与程度。而在中国政策的语境中,垂直整合指的是更大范围内的两个平行过程:首先,地区的规模化生产;其次, 在一个企业内,或者在整个商品体系中,加工和市场环节的整合。东部沿海地区围绕大城市所进行的地区化的猪肉集约生产就是中国垂直整合的一个例子。



中国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认为猪肉行业已经是“现代 农业”的一个典范,已经成功实现了垂直整合,并且还在 不断深化。在猪肉行业,垂直整合不仅只有以上描述的 中国版,在中国之外的地区,垂直整合越来越指向单个公司对于产业链的整合。William Heffernan 指出:“当一个 公司在一个商品体系中拥有和控制的环节越多,垂直整合 就出现了。”图表 15 说明了这种发生在单个公司中的垂 直整合,包括前十大公司中的龙头企业在猪肉生产和加工 不同环节中的业务开展情况。

有三家猪肉行业企业在管理、生产和销售上处于“现代化的最前沿”,也是垂直整合的领导者。在过去十年里, 双汇、金锣和雨润在猪肉加工和销售上始终处于领先地位, 并且每年为了行业排名而相互竞争。2011 年,它们的合计年度销售收入为 1156 亿元,占前十大猪肉加工企业的 68%。合计年度利润为 60 亿人民币,占前十大猪肉加工企业的 86%。这三家企业共计雇佣 11.9 万名员工,在猪肉加工和销售领域份额高度集中。双汇之前是一家国有企业,金锣则是一家成立于中国但是注册在英属维京群岛的公司, 雨润则是一家成立于南京的私营企业。这三家公司也都是龙头企业。



垂直整合和合同农业:“公司 + 农户”模


龙头企业和小农之间的合同农业关系是国家对于垂直整合的主要战略,政府希望通过协调农村生产和市场需求之间的关系来提高农村生计。(译注:国内更常使用“订单农业”来指称“委托养殖”等合同农业模式。)2003 年, 中国政府把合同农业和“公司 + 农户”的模式正规化,把龙头加工企业和农村初级农产品生产者连接起来。这个模式和美国及其它地区由泰森和史密斯菲尔德这样的企业主导的畜禽合同农业很接近。

中国的“公司 + 农户”模式最初由温北英于 1980 年代初在肉鸡行业开始实施,这位农民企业家当时为了给自己的肉鸡加工和销售生意扩大规模,并且把生产标准化,开始以委托养殖的形式与其它养殖户开展肉鸡饲养合作。温的公司为周边的养殖户提供鸡苗、饲料、兽药和器具、技术培训和服务。 这些农户则提供自己的劳动力和设施来养鸡。公司为肉鸡提供“保护价格”来确保养殖户会把鸡卖给它,并且对公司保 持忠诚,这样就能为肉鸡加工提供稳定的鸡源。 这个小型的创业公司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国内最大的农业企业之一——广 东温氏食品集团。而由温氏开创的委托养殖模式则在全国各个农业领域中都得到了广泛应用。 “公司 + 农户”模式可能是政府希望管理农民和农业发展方式的最佳表述,也是推动 国内大型农业企业发展的一种方式。

根据官方数据,这种模式相当成功。农业部在 1990 年代中期成立了农业产业化办公室,现在每个省也都有相应的部 门。该办公室于 2008 年 4 月发布了第一份非常全面的《中国 农业产业化发展报告》,报告里提到,到 2005 年,有一半耕地和 36% 的农业家庭(大约 8700 万)已经被龙头企业、专业 合作社或专业市场“垂直整合”。时至今日,垂直整合对农业生产的渗透更加深入和普遍:官方数据显示,2011 年,全 国 1/3 的农产品来自龙头企业,主要城市的“菜篮子”中更有 2/3 来自龙头企业,其中包括 70% 的猪肉和鸡肉产量。当中 国政府官员宣布这些数字时,他们把委托生产、“公司 +农户” 模式,以及农场与龙头企业的整合都当做垂直整合的形式。 无论是在猪肉行业还是其它行业,这些关系在不同的生产和加工环节中,表现形式也各不相同。



除了中国和美国不同的垂直整合模式,畜禽行业也在全球范围内扩张规模,双汇对史密斯菲尔德的收购就是这样一 个案例。需要再一次提出的是,双汇是中国模式的一个代表。 作为一个高度资本化并获得大量投资的龙头企业,双汇在国内外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这也反映了政府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本土农业企业行业的决心。与此同时,政府也支持这些企业加强国际竞争力。对史密斯菲尔德的收购标志着全球兼并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中国公司(或者说,有中国背景的国际公司)成为买家,最终完成对中国农业食物体系中产品销售和流通的控制。



这一体系对小型养殖户的影


在上述背景下,以家庭自产饲料为主,只喂养少量动物,针对当地社区销售的小型养殖户正在被挤出市场。虽然中国政府一直在强调要建立农民合作社,和龙头企业签订合同,但是这些业务并不一定符合小农的利益。举例来说, 与大企业签订合同所需要的让人望而生畏的高成本、无法企及的市场标准、农业劳动力的匮乏、可供生产的水土质量的下降、企业更愿意与大型农场签订合同的偏好等等,都为小农参与委托生产设置了无法逾越的障碍。这些现象也可以被认为是“排斥问题”。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农民如果或者一旦参与了委托生产,他们也会面临很多挑战。企业负责设置合同中的条款,拥有完全的定价权, 这降低了小农的议价能力,让这些农户完全依赖这些企业销售自己的产品,因为其它的市场机会已经消失或者不再可行。小农可能完全依赖这些合同,不再为自己的家庭需求生产食物,他们常常失去了决策力,对法律法规理解不足也让企业更容易占他们便宜,当价格下滑时,他们在委托生产的关系中还要承担大部分风险。这些可以被看成是“包容问题。”无论是包容性还是排斥性问题,这种模式和环境都是不利于小型农业生产者的。

这种转变,及其带来的问题,也不是中国独有的。美 国早就失去了大部分独立的养猪户,存活下来的养殖户则屈就于少数几个极富权势的肉制品公司。这似乎也是中国猪肉产业目前的发展趋势,虽然小农和小型肉联厂数量之多,分布之广,也让产业高度整合的难度更大。



五、中国猪肉产业中的外资企


和全球兼并整合尽管中国的猪肉产业从生产、加工、销售到所有权大多还在国内企业手里,但是外资公司也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通过商业市场和合同的运作,到成立合资企业和独资子公司,国际势力在各个领域以不同的姿态出现。比如,世界上最大的几家大粮商(常被称为“ABCD”,指 ADM、邦吉、嘉吉、路易达孚四大粮商)也参与中国的饲料产业链(详见 IATP 本系列报告中的《饲料饥饿:中国 的工业化肉制品需求及其影响》,以及 IATP 2011 年的报告《Feeding China’s Pigs: Implications for the Environment, China’s Smallholder Farmers and Food Security》)。

牲畜的遗传基因也非常国际化。PIC(全称是“the Pig Improvement Company”,猪种改良公司)自称是“全球行业领导者,为全球猪肉产业链提供基因性状优越的种猪,并且提供技术支持,把基因潜力最大化。”PIC 于 1996 年在上海建立了一个办公室来协调其中国业务。另外一个全球重要的种猪企业 Hendrix Genetics 在中国以“海波尔” (Hypor China)的名字开展业务。这家企业从 2004 年开始向中国销售种猪。现在它在北京、山东和武宁拥有区域办公室,并且建立了多个合资企业来供应本地市场,管理其从其它育种中心进口而来的种猪。

种猪行业的全球兼并整合导致现在只剩几家企业一统全球市场,这个现象也开始出现在中国:中国丰富的遗传多样性现在也被简化为少数几个进口的品种。一位农业部官员预测,90% 的中国猪来自外国品种,杜洛克、长白和约克是最主流的三个品种。PIC 和海波尔这样的公司不仅成功地向中国销售了大量种猪,也把相应的工业化养殖模式贩卖给了中国。这种模式就是在封闭的饲养场生产特定的“经过改良”的猪种。中国本地土猪所具有的多胎特性,农业生态价值以及丰富的味道则不是这种模式所能实现的。

国际企业也积极为中国猪肉行业提供技术和设备。比如,全球最大的畜禽设备企业大荷兰人(Big Dutchman, 必达)就在北京和天津设有区域销售办公室。2013年 4月,大荷兰人与甘肃的嘉峪关正大现代农牧业产业化农民专业 合作社签订合作伙伴协议,为后者造价 4640 万元人民币的实验猪场提供喂料设备。该公司也参与了中国的鸡肉 生产和肉类销售。

外国公司除了主要为中国猪肉行业供货外,国际上主要的肉制品公司也在中国直接开展业务,开设加工厂。本章节其余部分概括了 2011 年全球十大肉制品企业在中国的业务,以其国际业务规模排序。

JBS 是世界上最大的肉制品生产商,在全球有 140 个 工厂,总部位于美国。JBS 用“Swift”品牌销售其猪肉和大部分牛肉产品,鸡肉产品则大部分以“Pilgrim”品牌销售。 公司在中国拥有生产和加工厂,但是其在华主要业务是向 中国出口猪肉和鸡肉。公司网站:www.jbssa.com


泰森食品(Tyson Foods)是全球第二大肉制品生产商, 在中国耕耘很广,在山东和上海周边地区特别活跃。2001 年,泰森国际控股与山东诸城外贸有限公司合资成立了一个鸡肉加工企业——山东泰森大龙食品有限公司。2009 年, 它又在山东与三家禽类加工企业合资成立了一家公司,并且于 2011 年买下所有股权,成为泰森日照和泰森潍坊的全资拥有者。前者是一个全产业链的鸡肉集群,后者则实现了鸡肉行业的部分整合,为韩国和日本供货。在上海附近,江苏泰森食品则于 2008 年成立,是一家由泰森全资拥有的全产业链禽类加工企业。泰森南通则是一个针对中国市场的鸡肉生产和加工企业。公司网站:www.tysonfoods.com

同样来自美国的嘉吉(Cargill)是世界第三大肉制品企业。嘉吉在中国有 52 个项目,7000 名员工。1988 年,嘉吉在山东成立了一个投资额一千万美元的合资企业,从事棉油籽压榨业务。2009 年,嘉吉收购了广东阳江港的一个泊位,为其粮食谷物进出口服务。该公司于 2012 年在安徽投资兴建了一个集饲养、繁育和加工于一体的禽肉全产业链公司,预计于 2015 年全面投入使用。嘉吉也通过与蒙牛的合作涉足中国的乳制品行业。总体来看,嘉吉在中国从事动物营养、动物蛋白、农产品加工和贸易、食品配料、金融和风险管理、行业运营等业务。公司网站:www. cargill.com。嘉吉中国网站:www.cargill.com.cn/en/

巴西食品(Brazil Foods)是第四大食品企业,2009 年由两家巴西主要的食品公司合并而成。它通过与香港大昌行有限公司的合资企业,以及合资企业维司达食品有限公司在中国开展业务。(译注:巴西食品公司在该公司的股份已于 2014 年被大昌行赎回。)巴西食品在香港、 澳门和中国大陆销售旗下的 Sadia 和Perdix 品牌的加工食 品(包括肉制品)。公司网站:www.brasilfoods.com

总部位于荷兰的 VION 是全球第五大肉制品公司。它在中国的两个办公室分别位于上海和香港。该公司生产肉制品、食品和饲料,并且出口中国。公司网站:www. vionfoodgroup.com

Marfrig Alimentos 是巴西第三大肉制品公司,也是世界上第六大肉制品生产商。它在中国有两家合资公司, 一家是和中粮合作的中粮世通供应链投资有限公司,一家是世通 – 中慧禽肉垂直整合公司。前者负责分销,后者则从事禽类生产与加工。世通的业务重心是全球食品服务行业,麦当劳是其主要客户。该公司也计划把业务拓展到百胜集团、肯德基、赛百味、Chipotle 和其它快餐连锁店,特别是这些企业在中国的业务。公司网站:www.marfrig.com.br

目前第七大肉制品公司是史密斯菲尔德(Smithfield Foods)。到 2013 年底,双汇将会完成对其的收购交易。

日本的 Nippon Meats 是全球第八大肉制品公司。 该公司在上海有一家贸易公司 Nippon Food 销售鲜肉。它也通过山东日龙食品有限公司销售加工食品,其生产和销售业务则通过天津龙海、威海日本食品、烟台宝昌、山东新日食品开展。它还拥有台湾的日本肉联厂。公司网站: www.nipponham.co.jpeng

丹麦皇冠(Danish Crown)排名第九。它在中国通过旗下的 ESS-FOOD 开展业务,在大连和青岛有办公室。 ESS-FOOD 是其全资拥有的肉制品公司。公司网站:www.danishcrown.com

荷美尔食品(Hormel Foods)是世界第十大肉制品企业,总部位于美国。1994 年,荷美尔和北京农工商总公司合资建立了北京荷美尔食品。公司从事生产、销售、推广和分销冻肉加工品。上海荷尔美食品公司是其在华第二个合资企业,成立于 1995 年,面向上海、广州和深圳市场销售冻肉制品。公司网站:www.hormel.com

在政府政策和合资企业的支持下,外国公司成功地把它们的产品和模式带入了中国猪肉行业,所带来的行业变化在城市和农村都很明显。特别是城市零售市场,包装好的加工猪肉食品随处可见,有些是中国企业的品牌,有些则是国际品牌。农业博览会和展销会也充斥着跨国企业的产品,他们的员工积极推销各类相关产品,从猪场围栏、饲料微生物添加剂到用于人工授精的母猪模型,应有尽有。中国中大型城市郊区和城乡结合部也出现了很多大型工业化猪肉生产和饲养基地。这些生产基地和世界其它地区的工业化养殖场一样,使用的是同样的材料、来自同样的设 计思维,依赖同样的现代生产体系,中国的 CAFO 和美国俄亥俄州的 CAFO 看起来没什么区别,只是有可能中国的 CAFO 规模更大,圈舍更多。在农村,这些工业化猪肉产业——无论是本土企业还是引进的国际模式——都造成了 小型养殖场数量下降。工业化模式下,生态农业的小型养殖模式没有生存空间,从业的小农亦是如此。



六、工业化畜禽生产模式的影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把美国工业化的猪肉生产模式当做解决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良药。他们整合行业、扩大规模、标准化生产的出发点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减少食品安全丑闻。但是,正是这种(50 多年前发源于美国的)工业化养殖模式 —— 把大量动物集中在有限的空间内,发明出让动物快速生长,缩短饲养周期的系统——才导致了美国恶劣的环境、公共健康和动物福利问题。这一体系也导致原来由独立家庭农场经营的普遍的可持续养殖系统几近绝迹,生产者沦为合同劳力,少数几家有权有势的大型肉制品企业控制了交易和生产的标准。不仅如此,这个体系还导致美国和国外大范围的土地使用变迁,大量粮食用于喂养这些数目庞大的动物,消耗海量的石油能源、水和土地。在气候变化和全球人口增长背景下,人类无法承受这种程度的资源消耗。本章节简要列举出工业化养殖模式所带来的最紧迫的后果。其实这些后果不胜枚举,但是考虑到美国的教训,这几个例子也已经可以说明中国如果继续发展这一模式,会面临哪些风险和危机。

抗生素耐药性是美国养殖业所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 这一问题在中国也越来越严重。2011 年,美国养殖业使用了 2990 万磅(1300 多万公斤)抗生素,占全国抗生素销量的 80%。美国政府的疾控中心也宣布,由于抗生素过度使用和滥用,抗生素耐药性每年造成至少 2 万 3 千个美国人死亡。2008年,中国就已经生产了2.1亿公斤抗生素, 其中将近一半被用于养殖业。 “超级病毒”已经出现,削弱了人用和兽用抗生素的治疗作用,对公共健康造成的影响也比美国更加严重。

尽管美国医疗卫生界的专业人士和名声卓著的专门委员会反复呼吁减少并且最终禁止非治疗性抗生素使用,但是美国政府屈从与养殖业的游说,始终无法满足民间的诉求。专家呼吁美国加大力度,建立有效的针对抗生素耐药性的疾病监控和追踪系统。对于中国官员来说,考虑到抗生素使用量之大,以及中国人口和动物数量之巨,这个问题更加严峻。

粪便及其管理则是另外一大挑战。美国农业部估算, 养殖业每年排放 3.35 亿吨粪便。虽然有法规对粪便管理提出要求,但是这些系统还是危及到了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化粪池向地下水和土地排放富余的营养物质,施用于庄稼的尿液过多,最终还是流入地表水,这些排泄物已经成为水和土地污染以及气候变化的重要因素。除了氮和磷,工业化养殖场的污染物还包括农药、抗生素、具有抗药性和致病性的微生物,刺激生长的荷尔蒙,重金属和其它病原体。排泄物的产生和储存过程中,也向大气排放了氨、硫化氢、内毒素、以及动物毛屑(动物的死皮细胞)。

工业化养殖对美国带来的危害来自 98 亿头养殖动物, 中国和美国国土面积相当,但是人口是美国的数倍。中国动物养殖数量远远超过 100 亿头,其中猪就占了近 8 亿头。 2010 年 2 月,中国政府发布了第一次全国污染普查结果。这次普查历时 3 年,花费 7.37 亿人民币。其中最为让人震惊的发现是,农业已经超过工业,成为中国最大的水体污染源。调查人员发现,农业造成了水体中 44% 的化学需氧量(这是测量水体中有机物的主要参考值),67% 的磷排放, 57% 的氮排放。工业化农业的排泄物是污染的最主要来源:2008 年中国的养殖业排放了 48 亿吨废弃物。随着养殖业规模扩大,排泄物的数量和问题也会随之扩大。

有限的土地、水和资源制约是另外一个让中国官员需要努力应对的现实,这也是一个社会和环境问题。中国 13 亿人口所拥有的土地和水资源极为紧张。工业化养殖(包括饲料)让人多资源少的矛盾更加突出。从 2000年到 2006 年,由于集约化农业过度使用了华北地区的资源,中国华北平原的地下水位下降了 61%。由于中国的政策制定者相信 CAFO(集中式动物养殖场)是最优的养殖模式,并且还会继续推广这一模式,以上这些问题还会进一步恶化。从全球范围来看,生产一磅(453 克) 猪肉需要 576 加仑(2180 升)水(相较于生产一磅牛肉需 1799 加仑)。2014 年,中国将会生产近 5500 万吨猪肉。中国的生态环境是否承载如此巨大的养殖数量, 中国保障粮食安全及其对肉制品需求之间应该如何平衡, 这组数字不由让人对这些问题产生严重的担忧。

双汇 – 史密斯菲尔德收购案从环境角度来看,其实也是一个“以水换废弃物 ” 的交易。史密斯菲尔德对中国出口量的增加也意味着加剧了美国的水污染。工业化养殖把环境和其它成本外部化已经明显成为中国加大肉制品进口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只要中国对肉制品的需求及其趋势不发生变化,中国还是世界市场上非常重要的肉制品消耗国。2012 年史密斯菲尔德生猪的年屠宰量(占美国 1/4)只有中国屠宰量的 3%。

显而易见,这种生产模式所带来的环境和健康问题也不是什么新闻。尽管已经有明确的证据,国内也有强大的呼声要求美国从所谓的工厂化农业转型,但是美国政府还是屈从于养殖业的压力。强大的商业集团把公共健康、环境,甚至最基本的要求其养殖场信息透明化的法规一一压制下去。中国政府能否从美国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呢?中国政府是否有远见,能够重新评估龙头企业扩大工业化规模的动机,使其向着符合公共健康、环境和资源友好的方向发展?中国的消费者通常对食品安全和安全感匮乏很敏感,他们能否意识到这条工业化农业的道路只会带来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威胁?





中国一度非常多样化的农业体系正在被简单化、被侵蚀、被工业化,这一变化意义重大。外国企业在这一变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无论是作为理念和模式的发源地,还是作为材料和工具的供应者,他们为这一体系提供最基础的软件和硬件设施。但是外国企业在这里并不是唯一的影响力,也不是唯一的参与者。中国肉制品产业的工业化是政府极力推动的重点领域,动机有二:其一是需要通过确保猪肉供应来提升政权的合法性,其二是相信只有大型的工业化养殖才能快速实现这一目标。本报告表明,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整个产业体系还相当分散,是来自政府的支持让龙头企业成为猪肉和农产品的生产、 销售以及盈利的行业领导者。

这一“走出去”战略持续至今,并且和猪肉行业全球兼并的新方式相关联,也和中国被广泛报道的土地掠夺行为挂钩(具体请见本系列报告中的《饲料饥饿:中国的工业化肉制品需求及其影响》)。北大荒、中粮、重庆粮食集团、新希望集团、中国农业发展集团等企业纷纷“走出去”,在国外获取土地、自然资源和当地企业。随着这些企业越来越资本化,得到的投资越来越多,它们在国际农产品市场上的权力也越来越大。双汇收购史密斯菲尔德只是这一现象中的一个案例,考虑到这一收购的数额以及获得的媒体关注,这也是一个意义深远的案例。但它也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中央政府在 2000 年采取了一系列政策鼓励中国的国有和私营企业前往海外投资各种业务和基础设施。

中国的猪肉行业体量庞大,它对土壤和水污染、气候变化、公共健康、农村生计的影响亦是如此。这一产业在中国和在美国以及世界其它地方的同行也有很多相似之处,行业分析和政策需要考虑到这一事实。针对中国猪肉奇迹的批评也必须批判整个工业化牲畜行业的操作和构架。 同时,随着中国国内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未来中国和世界的大型农企政治也可能会越来越“龙 头企业化”。理解什么是一般,什么是特殊,以及这两者如何相互影响,对于我们理解“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型农企” 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构建和实施更加公平、可持续和多样化的农业食物体系,来扭转几十年来全球农业工业化所带来的破坏。这,必然是我们最为紧迫的任务。



本文来源于:
Institute for Agriculture & Trade Policy (IATP)
原文地址:
https://www.iatp.org/documents/zhongguodezhurouqiji
https://www.iatp.org/sites/default/files/2017-03/Pork-CN%20web%20201703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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