饲料饥饿:中国的工业化肉制品需求及其影响

  • 01,Jan,1970, POSTED BY 良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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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活力
饲料饥饿:中国的工业化肉制品需求及其影响

文章特别授权布。文中代表作者点,不代表良食大学立

 

中国乳品产业的演和未来趋势

 

当中国企业双汇国际控股有限公司(Shuanghui International Holdings)宣布其收购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Smithfield Foods)的意图的时候,它受到了美国国会和媒体的关注。由一家外国企业拥有一家美国巨型猪肉生产商,同时也是美国食物体系中一个重要角色,这种可能性在政府中引起了关于粮食安全(food security)和国家安全之间联系的辩论。这项收购,只是近年来全球工业化肉业集群日益加强的集中化进程的最新一个动作罢了,在该产业集群中,饲料生产、遗传学和育种的漫长供应链横跨全球,模糊了国家的边界。双汇最近将名字改为“万洲国际有限公司”(WH Group Limited)就彰显了这种全球化的品牌营造策略和业务覆盖范围。

 

除了在美国的运作,全球化的肉类工业日渐与新兴经济体发生关联。中国和巴西现在不仅是巨大的农业生产国和消费国,它们还催生了一系列新的大型农业企业(agribusiness),塑造着全球肉业集群。两国政府已经拥抱了美国大型农业企业所推广的工厂化的肉制品生产模式。两者也正在接受西方的饮食习惯,增加肉食消费。

 

在2013年,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牛肉进口国和猪肉出口国;巴西是最大的牛肉和禽类出口国。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猪肉生产和消费国,世界第二大禽类生产国,以及世界最大的大豆(用于动物饲料)进口国。巴西正在日益满足全球市场对肉制品的需求,同时美国和巴西在为中国的大豆市场展开竞争。在收购史密斯菲尔德之后,万洲国际成为了世界最大的猪肉生产商。巴西的JBS目前是世界最大的肉制品生产商。美国的泰森(Tyson)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禽类企业之一,与JBS在禽类产业中开展收购竞赛。简言之,工业化的肉类生产、加工和消费已经着实成为一个全球化现象,具有全球性的后果。

 

总部在美国的企业,及其工业化动物生产模式,无疑是世界范围内工业化肉制品生产的兴起的主要催化剂。在过去的五十年中,美国的工业化肉制品生产充满了令人震惊之处。动物生产已经从一种分散的家庭农场模式转变为一种更加集中的体系,更少的企业在封闭空间进行大规模的动物生产。这些生产作业采用标准化的以增重为目的的饲料、遗传筛选和机械化的喂食和喂水。

 

六年前,皮尤基金会(Pew Foundation)资助的一个委员会调研了美国工业化肉制品生产情况。该委员会发布了一系列的建议,包括阶段性终止动物生产中的非治疗性抗生素使用、采用更严格的监管制度来管理废弃物、从集约化封闭养殖转变为更人道的对待方式、严格执行反垄断法,以及增加对替代性动物生产方法研究的财政资助。“如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只会降低人们对动物饲养产业的信心,加剧环境破坏,危害公共健康,损害动物福利,并令农村社区前景黯淡”,该委员会如此总结道。

 

在美国的农业经济中,工业化肉业体系已经把几乎全部的独立禽类和猪肉生产者挤出了市场,与此同时,独立的牛肉生产者在重重困难中继续坚持。十三年前(2000年),IATP在《我们为企业猪付出的代价》(The Price We Pay for Corporate Hogs)中记录了美国猪肉生产的变迁。在30年的时间里(1950~1980),美国养猪场的数量减少了近80%,同时平均农场规模增加了六倍。到1990年,50%甚至更多农场主处于某种合同化生产的约束之下,四家企业(包括史密斯菲尔德)控制着20%的生产。在过去的十年中,这一进程只是更进一步加强了。到2007年,四家企业控制着66%的生产——美国农场主、消费者、环境和公共健康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此外,工业化肉制品加工设施中的劳动条件被认为处于美国最危险之列。

 

为了回应美国工业化肉制品生产的多种问题,全国各地的农村社区、农场主团体、环保和公共卫生组织在各条战线反对工业化肉业体系,并已经赢得了多场战役。但是虽然在过去四年间,美国的人均肉制品消费已经下降, 但是由于肉制品出口的增加,美国的肉制品产量持续上升。美国的经验中,有着显而易见的教训值得吸取。

 

就像很多农业商品一样,肉业不是本地的、地区性的或全国性的,它是全球性的。而那些从生产到饲料到加工和分销主导着这一产业的跨国公司则决心向全世界输出这种工业化的生产模式。这一产业又受到了贸易协定的协助,这些协定降低劳工安全、健康和环保标准,同时赋予跨国公司更大的法律优势来挑战国家的监管。

 

这一点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楚:应对全球化的工业化肉业体系的阴暗面,必须具备一个国际性维度。毫无疑问,与工业化肉制品生产所关联的健康威胁——禽流感、疯牛病、H1N1(猪流感)、耐抗生素细菌、三聚氰胺毒害——并不受制于国家边界。

 

中国、巴西、印度这些国家是会重蹈美国工业化肉类生产的覆辙?还是存在另一条道路?

 

在我们研究全球化工业化肉业集群的眼下这个阶段,我们先来考察中国的角色。我们深入考察中国的四个部门:饲料、猪肉、乳品和禽类。我们尝试理解和分享中国朝着美式大型农业企业模式的转变如何既是一个与世界各地的工业化肉制品生产具有共性的故事,也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故事。此外,我们也试图显示:为什么中国的故事和美国的故事一样,是一个全球性的故事,具有全球性的关联和全球性的影响。

 

理解中国企业如何“走出去”以发展它们的供应链,和主要的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畜牧和乳品企业如何“走进来”,来到中国,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工业集群的全球化本质及其国内和全球影响。这将有助于我们超越报纸上关于中国肉制品消费增长的大号新闻标题,而深入理解这如何与为何发生,并想象一种实现食物生产的公平、营养、公共健康、环境保护的道路——美国的经验已经为我们提供了现成的教训。

 

当前的全球化趋势是数量越来越少但权力越来越大的企业之间的不断兼并,这些企业控制着日渐稀少的水资源和土地资源,在封闭的空间里饲养着数以百万计的动物来生产便宜的肉制品。公民及其政府该如何应对这个部门的外部性及其全球性的扩散,值得深思。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猪肉生产国、第二大禽类生产国、最大饲料进口国,以及第四大乳品生产国,无疑是这幅全球化拼图上的关键一块。

 

全球工业化肉业集群:

最初于2014年2月以英文发表

报告翻译:蒋亦凡 中译版协调与编辑:谷声,一个致力于生态农业和可持续食物体系的在线传播和研究平台

地址:https://www.iatp.org/documents/ruyezhikun

 


 

 

中国对饲料以及工业化养殖业全球化供应链的需求正在改变中国及海外的土地利用形式。这些需求正在改变中国政府实现谷物自给和海外土地投资的方式,以及其在肉制品贸易和饲料贸易之间抉择时采用的政策。双汇公司(现改名为万洲国际)收购史密斯菲尔德(Smithfield)的例子, 体现了全球肉制品企业对中国爆炸式需求的反应及从中寻求利润的一种明确方式。本报告呈现中国饲料“需求”及饲料部门的概况,同时考查中国与美洲之间在饲料采购方面的重要联系,并着重强调中国不断增长的肉制品(及饲料) 需求是如何影响拉丁美洲,并将这种影响蔓延到世界其他地区的。中国政策制定者如何应对工业化养殖、在其粮食安全的定义下将肉制品摆在什么位置,已经并将继续对全球土地利用、全球农业贸易、农村生计和粮食安全产生重要的影响。

 

全球谷物总产量中,只有12%进入了国际市场,其中一大部分是饲料,尤其是玉米、油料籽和豆粕。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O)预计,2050 年,全球90多亿人口的人均肉制品消费量将达到每年52千克。这总共相当于4.80亿吨肉制品,相比之下2010年的全球消费量只有2.93亿吨。 目前,中国生产并消费了全世界一半的猪肉,生产了将近全球 20% 的禽肉和10%的牛肉,并且是全球第四大乳制品生产国。

 

与全球市场相比,水、土地和劳动力的短缺使得中国的谷物生产成本较高。中国 12% 的土地是可耕地,急速的城市化使得大批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全国人口的 37% 从事农业。这些因素真实地制约着中国扩大肉制品生产的能 力,并且由于中国城市居民的平均肉制品消费量远高于农村居民,因此对相关生态和社会问题的权衡也十分重要。

 

随着食物和饲料进口量的增长,中国政府和专家们正在重新审视以小麦、大米和玉米为中心的谷物自给的定义。 直至目前,相关辩论的焦点主要是从国家安全角度看,中国是应当进口肉类还是饲料,而不是对中国的肉类需求和与过度消费相关的健康问题提出质疑。

 

二十世纪 90 年代,中国为了生产饲料而放开了大豆的进口。中国的大豆进口量从 2003 ~ 04 年的近 1700 万 9 吨升至 2011 ~ 12 年的近 6000 万吨,增长了 253%。而全 球第二大大豆买方欧盟在同一年进口了不到 1200 万吨。 2011 ~ 12 年,仅巴西和美国就占了中国大豆进口量的 84%。虽然海外跨国企业在 2000 年代中期控制了中国大豆 压榨市场的 70% 以上,2007 年生效的新法规削弱了海外 公司的控制。包括丰益(Wilmar,与 ADM 合作)、嘉吉 (Cargill)、邦吉(Bunge)、来宝(Noble)和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在内的海外跨国公司目前控制着不到 40% 的中国大豆压榨市场。

 

2011 年,中国的玉米总产量中,约有 70% 用于饲料 , 20% 用于工业生产,仅有 5% 用于食用。全球玉米交易量 远远小于中国的玉米饲料需求。中国牲畜养殖场进一步的整合和“现代化”,只会增加对玉米(和小麦等其他谷 物)的需求。虽然过去十年间,中国国内的玉米产量大幅增长,近几年玉米进口量却急剧上升。美国谷物委员 会(U.S. Grains Council)预计,2022 年,中国将要面对1900 ~ 3200万吨的玉米缺口。3200 万吨几乎是目前全球 玉米交易量的三分之一。这将对世界玉米价格造成巨大的 影响。中国还开始从以美国为主的地区进口干燥酒粕(dried distiller grains, DDGs),并从若干个国家进口大麦、小麦和高粱等谷物用于饲料。然而,不同于海外跨国公司势力 根深蒂固的大豆产业,新希望集团(New Hope Group)等中国本土大型农业企业即将成为主要的玉米贸易商。

 

全球体量最大的20家饲料公司中,有八家是中国公司。 在2010年,16家公司就已经生产了中国33%的饲料,其中每家的年产量都超过100万吨。高投资回报率和低边际 利润相结合,鼓励这些公司与牲畜供应链的其他环节进行垂直整合,以获取更高的边际利润。

 

2008 年,中国的国家规划部门发布了一份指导意见,寻求在巴西和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这种“走出去”策略是更广泛的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一部分,目的是从不同的国家进口食品,尤其是饲料和肉制品,将进口来源多元化。 中国的私有企业的确正在“走出去”,到非洲、东南亚和东欧等地进口饲料和草料。不过,拉丁美洲依然是最主要的商业兴趣和投资区域之一,尤其是在大豆方面。中国的 国有和私有企业正在直接投资于巴西的大豆产业链,通过直接获取大豆、模仿对手通过合约与仓储等方式将商品链垂直整合、水平整合的做法,来与海外跨国公司的寡头垄 断势力竞争。

 

生产“廉价”的饲料谷物已经让拉丁美洲付出了巨大的生态和社会代价。巴西有2700万公顷的国土被用来种植大豆(其中大片土地曾是森林)。为了降低亚马逊地区的毁林速度,大豆生产更加集约化,其中75%是转基因大豆——这使得杀虫剂和除草剂的用量进一步增加,更多农药从主要支流汇入亚马逊流域。和巴西一样,阿根廷大豆产业的繁荣也导致了用地变化,以及土地和环境等方面的冲突(几乎所有阿根廷出口的整豆都运往中国),这些冲突与大面积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除草剂和有毒化学品的使用紧密相关。

 

2012年四月,中国批准从阿根廷进口转基因玉米,使之与美国转基因玉米竞争。六月,中国又批准进口三种转基因大豆用于加工,这些大豆均在巴西种植。

 

与此同时,肉制品产量的飙升也已经改变了中国境内谷物生产的布局。很多大豆农因为无力与廉价得多的美国和巴西大豆竞争,转而种植玉米。政府已经投资了玉米的集约化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饲料需求,也有一部分用于加工业。这种集约化催生了单一化种植园,导致物种多样 性锐减,并且与阿根廷一样,强力农用化学品和杂交种子的使用也增加了。1998~2003年间,传统谷物主产区从中部、南部和东部地区转移到了北部和东北地区。高产已经带来了巨大的环境压力,包括土地重度盐碱化和急剧的水资源短缺。在此之上,谷物生产北移至更加缺水的脆弱生态系统中,实际上或许带来了更大的环境挑战。因此,讽刺的现实是,谷物生产正在转移至环境更容易被破坏的地区。

 

中国的农业政策制定者正面临着很多挑战:一方面, 政府优先追求大量廉价的肉制品生产和谷物自给,这推动了肉制品需求的增长(更详细的分析,请见本系列中的另一份报告《中国的猪肉奇迹?中国猪肉产业的大型农企与 发展》);另一方面,尽管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农业面临日益严峻的土地和水资源的稀缺和退化问题,政府仍 试图提高农村地区的生活水平。应当优先解决哪个问题, 如何才能在相互竞争的目标之间找到平衡呢?与养殖业相关的环境、健康和食品安全问题接连不断,这已经让一些中国专家、政府权威和消费者开始质疑目前的肉制品生产和消费方式。目前为止,争论的焦点主要在应当进口饲料还是肉制品上。(不过也有一些人开始针对中国看似难以遏制的肉制品需求、大规模的工业化,以及中国是否已经达到了“肉制品顶峰”等话题提出了重要疑问。)

 

肉制品进口的支持者相信,进口牲畜能缓解中国与养殖相关的环境、健康和食品安全问题,从而将较坏的影响外部化。不过其他中国专家的观点与之相反。他们和其他一些海外专家相信,如果中国的肉制品开始依赖世界进口 市场 ,那么找到足够的供应将非常之难,市场进而将鼓励饲料进口,来支撑建立了中国肉制品产业的巨大投资。另 一方面,过去二十年由国家主导的对大规模肉制品生产的支持,已经在国内创造出了一个实力强大且日益全球化的公司和金融机构利益集团(constituency of companies),前者深深纠缠于供应链(肉制品加工、饲料、疫苗等),后者创造出同时进口肉和饲料,并 / 或者出口它们的强烈动机,该是出口还是进口,取决于企业的收益底线和它们与供应链上其他全球化主体之间的协议。

 

虽然联合国粮农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经合组织)和其他投资银行将工业化肉制品的需求增长视 为理所应当的(大部分的预期增长来自中国和印度),但它们并没有考虑到经合组织国家(这些国家的肉制品消费 依然远远超过健康水平)和发展中国家未受质疑的肉制品需求所带来的自然资源紧张问题以及气候、社会和公共健康影响。本报告展示了中国饲料供应链的发展过程,以及帮助塑造了这一供应链的政策。报告揭示了这一发展为中国和全球带来的日益增长的影响,以及它施加于中国本土的挑战:肉制品生产和消费还要增加多少?谁来生产?谁来消费?采用何种生产模式?本报告试图展现中国和饲料出口国的政策制定者必须面对的生态和社会挑战,以评估未来工业化肉制品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发展方向和模式。 作者希望,报告中的发现和分析能够推动更全面的讨论, 以对这些政策决策有所助益。

 

引言

 

2009年,联合国粮农组织预测,为了满足 2050 年 90 亿人口的食物需求,全球食物产量需要增70%。这个“生 产更多食物就能喂饱所有人”的假设已经受到了食品和农业领域不同专家的严谨质疑。 在这个气候变化的时代,土地、水和能源的制约迫使我们审视我们的食物,以及生产、分配和消费食物的方式。在全球化的大规模工业化肉制品生产和不可持续的肉制品消费水平的驱动下,大量土地变成谷物和油料作物田,专门生产动物饲料。因此,在回答“2050 年用多少食物、什么食物来喂饱全世界,谁来做这些决定”等问题时,生产工业化肉制品所需的饲料是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工业化养殖产业链的驱动力是“将巨量的、工业化生 产的谷物和油料作物在数量急增的高密度养殖的动物之中循环”——这个模式在北美登峰造极。然而,中国这个预计将成为肉制品需求量最大,且肉制品生产日趋工业化的国家,是这个全球体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中国对饲料和工业化肉制品产业全球供应链的需求,正在国境内外改变 着土地利用的形式。这些需求正在改变中国政府实现谷物自给和海外土地投资的方式,也影响着其在肉制品贸易和饲料贸易之间抉择时采用的政策。双汇公司收购史密斯菲尔德的例子清晰地体现了全球肉制品企业对中国爆炸式 需求的反应,及从中寻求利润的方式。

 

本报告呈现了中国饲料“需求”的历史及演变的概况,和中国饲料部门的结构。报告也考查中国与美洲之间在饲料采购方面的重要联系,并着重强调中国增长中的肉制品(及饲料)需求是如何影响拉丁美洲,并将这种影响延伸到世界其他地区的。中国政策制定者如何应对工业化养殖、在其粮食安全的定义下将肉制品摆在什么位置,已经并将继续对全球土地利用、全球农业贸易和农村生计产生重要的影响。本报告尝试对相关评估和政策辩论做出贡献。

 

背景

 

2013~14年,世界谷物产量预计将破纪录达到24.6亿吨。 令人瞩目的是,其中的 34%(即 8.33 亿吨)将被用于动物饲料,与前一年相比几乎增长了 5%(见图表 1)。 全球谷物总产量中只有12% 进入了国际市场,其中大部分 是饲料——尤其是玉米、油料籽和豆粕。2013~14 年,全世界生产的一半以上的玉米和将近20% 的小麦将变成饲料。 早在 2007~08 年,全世界就已经有85% 的大豆被用于生产肉制品了。

 

 

全球谷物贸易、肉制品加工和零售的寡头垄断局面,得以让这个全球化的产业提供“廉价”的肉制品。肉制品公司和与之同盟的谷物贸易商拥有巨大的势力,能够控制价格,并在美国、巴西和阿根廷等肉制品和饲料生产国影响政府法规的制定。廉价的饲料一直以来都为养殖业提供了高边际利润,同时也促使大面积多样化的森林和农田生态系统变成了单一化种植的饲料田。这种工业模式也将工业化养殖和饲料产业中的农民和工人挤向了剥削式产业供应链的最底端。这股企业势力至今依然让工业化肉制品和饲料集群免于承担土地和水源污染、温室气体排放、公共健康和食品安全后果的责任,将工厂式养殖场制造的麻烦抛给政府用它们日益贫瘠的财政资源来解决。

 

进入二十一世纪,几种因素共同创造出了饲料谷物和粮食谷物更高和更波动的价格,它们包括:生物燃料、饲料和食物对谷物的竞争,气候变化导致的供应波动,以及过度的商品投机。随着巴西和阿根廷大豆产量和出口量的迅速扩大,中国的饲料需求和货币价值波动也动摇了美国在玉米和大豆出口领域的主导地位。巴西已经成为了美国在大豆和玉米出口方面的主要竞争对手,阿根廷也已占据豆粕出口的领先地位。

 

驱动饲料生的“需求”

 

联合国粮农组织预计,2050 年全球90亿人口的人均肉制品消费将达到每年52千克。这总共相当于 4.80 亿吨肉制品,相比之下,2010 年的全球消费量只有2.93亿吨。 预期显示,这些需求中的大部分将来自以中国和印度为首的发展中国家。然而,经合组织国家的肉制品消费量依然远远高于全球其他国家。2009 年,美国平均每人消费了 120 千克肉制品,紧随其后的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118 千 克)、阿根廷(113 千克)、加拿大(102 千克)以及西欧 (85 千克)。 相比之下,中国人均肉制品消费量为 59 千克。 荷兰合作国际银行(Rabobank International)预测, 2010 ~ 2030 年间,全球肉制品需求将增长 44%,其中禽肉需求增长 60%,猪肉 43%,牛肉 25%,羊肉 35%。 然而,人均肉制品消费数字无法显示出发展中国家贫富、城乡之间逐渐拉大的饮食差别。在这些国家,饲料与食物竞争土地,即将被宰杀的动物与人类竞争粮食。

 

中国生产并消费了全世界一半的猪肉,生产了将近全球 20% 的禽肉和10%的牛肉,并且是全球第四大乳制品生产国(见图表 2 及本系列报告中的《中国的乳品困 境:中国乳品产业的演化和未来趋势》(China’s Dairy Dilemma: The Evolution and Future Trends of China’s Dairy Industry)。 中国的肉制品生产和消费量持续攀升。中国 国家统计局数字显示,2012 年中国肉制品总产量达到了 8220 万吨,蛋产量达 2860 万吨,乳制品达 3740 万吨,较前一年分别增长了 5.4%、1.8% 和 2.3%。

 

2001~12 年间,中国农业和食品领域的进口比例从6.2%倍增至 12.9%,2012年净逆差总值达 310 亿美元。由于需要进口饲料,中国的肉制品产量增长目标很可能在未来的十年继续推动这一趋势。

 

与全球市场相比,水(见图表3)、土地和劳动力的短缺使得中国的谷类生产成本较高。世界银行的农业及乡村发展国际数据库(global database on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显示,中国可耕地面积仅占全国面积的 12%(印度则接近53%)。 这相当于每人 0.08 公顷。不仅如此, 急速的城市化使得大批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全国从事农业的人口比例降至 37%,同时农村劳动力成本增加。 所有这些因素都真实地制约着中国提高肉制品产量的能力,也对生态和社会问题之间的权衡提出了重要问题。


 

中国究竟消了多少?

关于中国的肉制品需求并无确切数字。中国国家统计数字通常被认为是“指示性”的。常驻北京的美国谷物产业协会的一位代表认为,中国报告的肉制品产量(尤其是猪肉)数字偏高,而肉制品消费量数字偏低,因为家庭调查只显示在家的消费量。 如果算上城市里在外就餐形成的消费量,肉制品消费总量数字可能要上调 20-30%。从美国谷物产业的角度来讲,这意味着中国将需要进口更多饲料谷物,来满足日益增长的、尚被低估的需求。

 


中国政府为其人民提供大量廉价肉制品的目标,也 迫使其在食物主权问题上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政府既定 的粮食安全政策是在小麦、大米和玉米等粮食谷物(food grain)上实现 95% 的自给率。随着食物和饲料进口的增加, 政府和中国专家们正在重新审视这个自给自足的定义—— 有些人认为目前的自给率接近 90%。 直至目前,相关辩论 的焦点主要是从国家安全角度看,中国是应当进口肉类还是饲料,而不是对中国的肉类需求、城市中上升的肥胖率和其他与过度消费相关的健康问题提出质疑。与此同时, 在肉制品和总体食品消费量上,城乡差距也很大。根据一 份报道的数据,收入最高的农村群组对某些食品的消费要低于收入最低的城市群组。

 

考虑到巨大的城乡消费差异,以及对肉制品生产的单 一焦点,未来几十年的挑战应是调整分配、平衡营养,还是仅仅生产更多肉制品呢?中国的“饲料需求”为探索中 国养殖业面对的挑战以及走向“肉制品顶峰”需要付出的 代价提供了一个切入点。本报告的第一部分描述中国饲料 谷物部门和饲料产业的演化史,第二部分探讨中国饲料进口决策对世界其他地区带来的影响,第三部分总结中国国 内所面临的影响,饲料进口与肉制品进口的不同效应,以及政府在未来十年必须面对的重要选择。作者希望,这些分析能对政策制定者需要评估的重要问题做出阐释,帮助 其权衡中国工业化肉制品生产和消费的未来发展方向。

 


一、用作料的谷物

 

大豆因素

 

要把玉米产业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 中,立足国内保持玉米供需基本平衡,决防止 玉米成“第二个大豆”。

——农业长韩长赋《玉米略》,《人民2012 5 26 日第六版。

 

中国的主要地缘政治目标之一是粮食自给,大豆则是 第一个为此目标带来挑战的作物。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起, 在中国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而进行的长达十年的谈判期间,大豆进口持续上升,几乎全部用于饲料和食用 油。 1996 年,中国从大豆净出口国变为净进口国;2005 年,大豆进口量已经接近全球大豆国际交易量的一半。 2003 ~ 04 年起,大豆进口从 1700 万吨 ** 增长 253% 至 2011 ~ 12 年的 6000 万吨。 相比之下,全球第二大大豆买方欧盟只进口了不足 1200 万吨。 美国农业部(USDA)预计, 中国大豆进口量将继续上升,在 2013~ 14年达到 6900万吨。

 

巴西、美国和阿根廷包揽了全球 90% 的大豆出口量, 巴拉圭是第四大生产国。2011 ~ 12 年,仅巴西和美国就占了中国大豆进口量的 84%(见图表 4)。阿根廷大豆占中国大豆进口的比例则稳定在 13 ~ 14%。

某些国内的考量对进口和出口均有影响。比如,中国官员会考量大豆进口依赖的程度。气候变化相关的供应波动和货币价值的波动则使巴西和美国为了成为中国大豆最 主要的进口来源而相互竞争。2011 ~ 12 年美国的干旱, 以及此后国际市场大豆价格的上涨突显了中国进口依赖的 脆弱性。如本报告第二部分所述,这种脆弱性,已成为中国改变进口策略以更有力地控制供应链的主要因素。与此同时,向中国出口大豆的国家也受食品安全事件导致的需求剧变的影响。近期中国养禽业爆发的禽流感让禽肉消费 (及生产)急剧下降,导致 2013 年上半年的大豆需求量减少近 400 万吨。


 

中国大豆能和蛋白

 

中国长期以来对饲料和食用油等大豆附加值的投资已经导致大豆压榨设施产能过剩。中国国家粮油信息中心(CNGOIC)数据显示,2012 年,中国具备年加工 1.25 亿吨大豆的压榨产能(相当于中国的油料籽消费总量),但平均来讲,压榨厂只启用了一半的产能。 由于该行业的进 口依赖,压榨厂多数位于沿海地区。

 

近年来,由于政府鼓励产业整合,大豆压榨业经历了结构调整。政府已经试图在养殖产业链的所有环节上推进这一政策。政府相信,大型加工厂的单位成本更低,对原料来源的控制更强,抵御价格波动的能力也更好。产业整 合正将中小型企业挤出市场。然而整个大豆压榨产业仍在扩张,业内专家满怀期待,希望利用大量进口原料激活仍在不断提升的压榨产能。大豆消费预期将在 2012 ~ 2017年之间增长 43.8%。

 

与业内的乐观情绪一致的是,饲料产量的增长率正在超越政府制定的目标。越来越多的养殖场在使用工业化饲料(见后文饲料部分)。因此,蛋白质粉(动物饲料中一个重要成分)的产量预期将在 2013 ~ 14 销售年度达到 7066 万吨,消费量将达到 7030 万吨。其中,豆粕占75%,其次 是油菜籽(14%),棉籽(6%)和占较小比例的鱼粉。另外还有 220 万吨油菜籽粉和鱼粉来自进口。2013 ~ 14 作物年度,中国对豆粕的需求预期将达到 5270 万吨,较前一年增加 3%,其中绝大部分在国内压榨加工。

 

据美国农业部保守估计,在中国的养猪和养禽业中豆粕的“包含率”(inclusion rate,即工业化饲料中豆粕所占比例)约为 18%。基于此,中国猪肉和禽肉产量的增长预计将分别使豆粕需求量增加 160 万吨和 180 万吨。 这些数字可能偏低,因为业内普遍认为豆粕占工业化猪饲料的 20-30%, 鸡饲料的25-40%(猪鸡饲料中豆 粕的具体比例根据仔猪、仔鸡、母猪或蛋鸡等动物的需要而有所不 同)。中国的许多专业化养殖场很可能不采用这些业内惯常做法。不过随着中国养殖业的不断整合、标准化和规模化,这个现象将会改变。

 

中国大豆生易的

 

在中国,大豆的种植始于几千年前。农民们培育出了 6000 余种大豆,对它们的广泛用途了若指掌。 在过去,牲 畜或觅食,或吃厨余、干草和玉米,而不是将大豆当作饲 料。1990 年代,作为中国工业化养殖大幅规模化计划的一 部分,中国政府有意识地决定放开大豆进口(见 IATP and Schneider, 2011)。90 年代中期,中国开始从进口大豆转向进口豆粕,但很快意识到这个做法在损害国内的大豆产业,因此又回过头进口大豆。中国 2001 年加入世贸组织、 与美国和巴西签订双边贸易条约,为不同程度上降低大豆 和豆粕的关税制造了有利条件。 在保护大米、小麦和玉米 等粮食安全作物,和为养殖业放开大豆进口之间,中国做出了明确的区分。 中国甚至首次允许进口转基因大豆,尽管依然限制将转基因直接作为人的食物。

 

跨国企的角色

 

邦吉、嘉吉和 ADM 三家公司(有时与路易达孚合称 为“ABCD”)一直以来都主导着每个主要大豆出口国的市场。在美国,这三家公司和 Ag Processing Inc. 一起,垄 断了 85% 的大豆加工。 然而,总部设在新加坡和香港的来 宝(Noble)、奥兰(Olam)和丰益(Wilmar)(合称为“NOW” 集团)正成长为主要的国际竞争者,其中丰益在大豆油精炼方面尤其突出。目前,这七家公司控制着全球谷物贸易。 ADM 还拥有丰益国际 16% 的股份,这两家公司在运营方 面合作密切。

 

中国的谷物易商

中粮集团(COFCO)是一家大型国有企业,曾是中国唯一一家被授权进行谷物(大米、小麦和玉米)和少量油料作物(大豆、棕榈、油菜和芥菜)进出口的单位。 但是加入世贸组织后,政府允许国内外的私有企业进入市场,改变了这一局面。中粮集团现在与中国其他几家大型龙头企业竞争。2013 年 3 月,该公司收购了中国华粮物流集团公司(也是一家国有企业),以进一步通过整合巩固市场地位。

 

中国将能够帮助政府实现农业工业化目标的大型企业(国有或私有)称为“龙头企业”(关于龙头企业更详细的分析,请见本系列报告中的《中国的猪肉奇迹?中国猪肉产业的大型农企与发展)。政府将龙头企业视为农业发展的典范并对其予以大力支持,这正在推动该产业的进一步整合。一种意见认为龙头企业是中国确保本国公司能在其他大型跨国公司面前保持竞争力的一种途径。

 

直至 2000 年代早期,尽管 ABCD 已经进入中国,中 国的大豆压榨产业依然以国内企业为主。然而,2004 年 夏,一批中国大豆压榨商因为签订合约后市场价格迅速回 落,而违背了与美国大豆商的合约。 美国大豆商将中国压 榨商诉至位于伦敦的谷物及饲料贸易协会(Grain and Feed Trade Association)进行仲裁,中国压榨商被要求支付大量 赔偿金,迫使其中很多企业倒闭。 随后,ABCD 和 NOW 集团在 2005 年前后占领了中国 70% 的大豆压榨厂和几乎 60% 的豆油精炼市场。

 

跨国公司对大豆压榨业的迅速占领,以及(由廉价进 口导致的)国内大豆农和大豆产量的日渐式微,使国内一 片哗然。政府随后发布了政策和激励措施,通过融资优惠、 地方政府支持和对龙头企业的投资等途径,来扶持本国的 大豆压榨业。政府积极地制定法律和政策,来削弱跨国公 司对该产业的控制。例如,2007 年出台的一部法律禁止海 外公司在国内新建加工厂。自此,跨国公司的主导力量渐 渐减弱。目前,包括丰益(与 ADM 合作)、嘉吉、邦吉、 来宝和路易达孚在内的海外跨国公司控制着不到 40% 的中 国大豆压榨市场(见图表 5)。这些公司与中国的国有和 私有企业均有合作。



玉米:下一个大豆?

 

如何挖掘生潜力、加快玉米展、保持玉米 能够基本自,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一件大事。

——农业长韩长赋2012 5 26 日)

 

在大豆方面,中国选择依靠国际市场来满足迅速增长的需求。目前为止,玉米的状况依然不同。政府继续维持着玉米消费量中 95% 国产的目标,但近几年玉米进口量也在蹿升。这种趋势若持续下去,意味着中国选择在国内增加牲畜产量,而非增加肉制品进口。

 

恢复玉米的自给率,将要求国内玉米产量持续增长,或是对饲料成分进行重大调整。不管中国选择哪种方式,都会产生深远的国际影响,因为中国饲料或肉制品进口量中很小的百分比,对其他国家来说都意味着大量的出口。鉴于中国饲料公司的国际实力迅速增长,加上政府期望进一步扩大国内工业化肉制品生产,玉米实际 上很可能成为“第二个大豆”。这是由于中国工厂式养殖场中的猪平均要吃掉350千克谷物以达到屠宰重量,而中国家庭式农场中的猪平均只需吃掉 150 千克,因为它们还吃厨余和其他非谷物来源的当地饲料。

 

工业化饲料有三种典型成分:能量(玉米、大麦、小麦等谷物)、蛋白质(豆粕、鱼粉等)和预混料(微量元素和抗生素等添加剂)。 这种混合饲料的比例通常是三份谷物对一份蛋白粉(包含少量预混料), 因此对玉米、小 麦和米糠等能量谷物的需求巨大。 美国谷物委员会(U.S. Grains Council)的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混合饲料总量中,52% 来自玉米,22% 来自“其他能量来源”如小麦和米糠等, 另有 26% 来自蛋白粉。




 

2011 年,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估算,中国 70% 的玉米产量用于饲料,20% 用于工业,仅有 5% 用于食物。 2013~14销售年度,中国预期将生产2.11亿吨玉米。 相比之下,这一年全球玉米贸易量可能是 9750 万吨,远远少于中国 1.56 亿吨的饲料玉米需求。

 

中国养殖场的进一步整合和“现代化”只会增加玉米(和小麦等其他谷物)的需求,因为“更多农场将会从使用低质量饲料和浓缩饲料转向使用配合饲料”——配合饲料被认为是用更优质的谷物制造的。 图表 6、7 和 8 显示了饲料产量的总体增长情况,以及配合饲料的增长率。过去两年间,工业化配合饲料高达 11-12% 的年增长率比肉制品产量的增长率高出很多。

 

根据农业部长韩长赋的描述,在 2003 ~ 2010 年间, 以玉米为主料的饲料消费量已增长 33%,而肉制品产量增长了 23%,蛋类 18.5%,奶类 10.5%,水产 31.8%。

 

农业部长对维持玉米自给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进一步集约化:高密度种植、单一化种植、机械化和技术突破。这与美国“玉米带”的单一化种植情景类似。虽然中国目前 依然拒绝转基因玉米,但随着需求增长超出国内供应量、 国产玉米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相比越来越高,转基因玉米的吸引力将越来越大。一名专家指出,中国可能会在未来的四、五年间批准一种 BT 玉米的商业化,因为中国专家们认为它会将产量提高 2000 万吨之多。 然而,几乎没有证据显示能实现如此巨大的产量提升。

 

2011 年, 中国种植了5 亿亩(3330 万公顷)玉米,产量占谷物总产量的三分之一。 中国在仅仅七年间 (2004 ~ 2011)将玉米产量提高了 55%。 美国谷物委员会估算,未来十年间,中国玉米需求将比饲料总体需求增长更快(见图表 9)。该协会估算,2002 ~ 2012 年 间,饲料年需求量每年增长了 4.5%,该增长率预期将在 2012 ~ 2017 年间减缓至 4%,并在 2017 ~ 2022 年间进一 步降至 3.5%。另一方面,玉米需求预计将在 2012 ~ 2017 年间每年增长 5.5%,并在 2017 ~ 2022 年间每年增长 4.6%。

 

 

中国的玉米产量在过去十年间已经实现了非凡的增长。 然而,美国谷物委员会(其自身有着明确和巨大的出口利益) 估测,未来十年中国玉米产量的增长率不会超过每年 3%。 如果这个预测准确,那么 2022 年时,中国的玉米缺口将达到 1900-3200 万吨,必须通过进口来填补。3200 万吨是目前全球玉米贸易量的近三分之一。这将对世界玉米价格和依赖进口的国家的粮食安全带来巨大的影响。

 

今年,中国的玉米进口量预期将破纪录达到 700 万 吨,超过全球玉米贸易总量的 7%。农业部长韩长赋预期, 2015 年底(“十二五”末),中国的玉米需求总量将达到 2.2 亿吨。但如果美国农业部的数字准确,那么中国玉米需 求量在今年就几乎已经达到 2.2 亿吨了(2.11 亿吨国产, 加上 700 万吨进口)。

 

至今为止,玉米进口量中的绝大部分来自美国(见图表 10)。然而,生物燃料和美国的肉制品生产都在和饲料竞争原料玉米,这使得中国对美国玉米的依赖日益岌岌可危。因此,中国似乎正在将进口来源多元化,阿根廷、巴西和乌克兰等地区将加入对中国玉米市场的竞争。

 

一位中国饲料专家指出,“目前从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等东欧地区进口的玉米,已经和从美国进口的数量大致相当了。中欧的玉米价格比美国玉米要低很多。”

 



对玉米的收购也在其他国家引发了土地交易(见本报 告第二部分)。中国还开始从若干国家进口大麦、小麦和高粱等谷物,用于生产饲料(见图表 12)。不仅如此,中国也在增加干燥酒粕的进口。干燥酒粕是生产玉米乙醇的 主要副产品。由于过去十年间美国有 30-40% 的玉米转向乙醇生产,干燥酒粕作为牛饲料甚至猪饲料,已经成为了另一个国际贸易商品。2009 年,美国对中国的干燥酒粕出 口开始激增,并可能在未来十年持续增长,这取决于美国的供应量,玉米价格和中国政策。 实际上,中国所有种类饲料原料的进口似乎都在增长。例如,中国也已经开始从美国等地进口紫花苜蓿(关于紫花苜蓿进口的更多细节, 请见本系列报告中的《乳业之困:中国乳品产业的演变和 未来趋势》)。

 

 

随着玉米在工业和养殖业饲料方面的重要性日趋增长和大量进口,它似乎正在脱离政府的严格控制。 中国似乎正在对是否放开玉米进口进行艰难抉择——放开进口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生产更多牲畜、增加消费量,但这将会导致小型玉米生产者被挤出市场,并将粮食安全政策进一步窄化为两种主要作物。然而,不同于跨国公司势力根深蒂 固的大豆产业,新希望集团等中国本土大型农业企业即将成为主要的玉米贸易商。


中国的料部门:

 

中国有八亿农民,其中三至四亿正在入城 市(……会增加农产品需求,同降低供 这对像我们这样农业公司来是有利的。

——刘永好,中国最大料企新希望集董事 2011

 

产业

 

中国饲料产业已经从 1992 年几乎全部由国家集体所 有,转变为如今主要由本国私有企业控制的局面。2006 年, 1.5 万余家饲料公司遍布中国(见图表 13)。随着中国政府在整个养殖和农业部门鼓励规模化、标准化和产业整合, 由传统小规模经营者“自混”饲料的工业化饲料加工厂正 逐渐被淘汰。在商业饲料的用量方面,分析者的估算并不 相同。有些认为 95% 的养殖户都至少使用了某种商业饲料, 另一些则认为庭院式养殖户依然主要依靠非商业的饲料。

 

中国的十二五规划明确号召养殖场兼并整合(进一步减少庭院式养殖户的数量),目标是在 2015 年前实现 92% 养鸡场、50% 养猪场和 38% 奶牛养殖场的“规模化”。 据一位中国专家所说,2000 只鸡以上的养鸡场和 50 头猪 以上的养猪场可被认为是“规模化”。多份中国文件认为 100 头牛以上的养殖场可被称为“规模化”。 类似地,十二五规划也为饲料公司的兼并整合提出了目标:2015 年之前,全国饲料产量的 50% 要由 50 家饲料加工公司生产。 实现这个目标是非常可能的。2010 年,中国全部饲料产量的 33% 就已经仅由 16 家公司生产了,其中每家公司的单独年产量都超过 100 万吨。 2020 年前,中国预计将成为全球最大的配合饲料生产国。 据一位饲料产业的专家所说,目前 50% 以上的产量已经仅来自 10 家公司了。 不少饲料公司的核心业务包括生产水产饲料(详见下方)。

 

 

中国水养殖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鱼类和其他水产养殖生产国。联合国粮农组织数字显示,2009 年中国的水产养殖总产量为 3600 万吨,相当于全球总产量的 65%。主要的水产种类是鲤鱼,不过鲶鱼和其他很多海洋鱼类的产量也在上升。根据产品品种不同,水产养殖的饲料需要 40-60% 的蛋白质粉。 在中国,鱼粉是其中一种,但越来越多的品种吃的饲料中不同程度地添加了豆粕。中国水产养殖部门消耗的豆粕约为 500 万吨,合大豆2.35 亿蒲式耳。

 

由于谷物价格的波动和持续上涨,饲料产业的边际利润普遍较低。但尽管如此,高周转率也带来了高投资回报率。 饲料市场分析师们相信,中国饲料部门的股权收益在供应链的所有环节中是最高的,分别是种业的 7 倍,水产业的 6 倍,疫苗产业的 4.5 倍。

 

高投资回报率和低边际利润相结合,鼓励这些公司与养殖供应链的其他部分进行垂直整合,以获取更高的边际利润。比如,正邦公司通过进军养殖部门、增加饲料销售量, 在 2011 年增长了 48%。 一位饲料加工商指出:

 

在中国,产业本和技密集型产业,因 此它的展更。普通的农户从美国到大豆和玉米,可这对饲料公司来并不。但是如果一 家工厂或公司只做料生意而不入养殖,它生料就会卖给个体养殖这样一来公司的展和利就要取决于不定性高的农户料公司需要整合到工料和养殖生产链里,或者将养殖入公司业务。他需要养殖繁荣,才能保证饲料的售。所以,产业内的公司在开始大入养殖。如今大 70% 料公司投 养殖,比例非常高。大 20% 料公司了其 他相关产业,比如兽药和屠宰。

 


中国的饲料产量从 2006 年的 1.1 亿吨跃升近 54%,至 2011 年的 1.69 亿吨,又在 2012 年增长至 1.96 亿吨。 这 一增长背后的动力主要是大规模饲料加工厂数量的增加。 禽类养殖吸收了5460 万吨饲料,占总量的近三分之一。 2010 ~ 2011 年,饲料总产量的年增长率达到了惊人的 11.5%。 虽然中国的十二五规划目标是在 2015 年时饲料产量达到 2 亿吨,但现在看来中国在 2013 年就可以实现并超过这个目标了(见图表 15)。

 

 

料公司:中国正在成的国际实

WattAgNet.com 网站根据产量列出了世界排名前100 的饲料公司, 29 家来自中国,其中有八家跻身前 20 位。私有企业新希望集团、温氏食品集团和东方希望集团分别排在第 3、第 6 和第 10 位,饲料产量超过 4300 万吨的中粮集团则排在第 9。泰国的正大集团(CP Group)、嘉吉、巴西食品公司(BRF, 旧称 BrasilFoods)和泰森分别位列第 1、第 2、第 5 和第 7。正大集团在中国有三家子公司(CPP 中国、北京大发正大和秦皇岛正大),共拥有 80 余家饲料加工厂,泰森则拥有一家子公司(江苏泰森食品公司)。新希望集团在柬埔寨和孟加拉均有控股公司,它和东方希望集团都在越南设有子公司。

 

 

结论

 

报告的第一部分展示了中国日渐增长的肉制品和饲料需求,以及推动及应对这些需求的政治决策。其中一项决策是放弃大豆自给率,依靠国际市场来满足大量国内需求。另一个是在包括饲料生产在内的养殖供应链的全部环节上激励大规模生产和提高市场集中度。这似乎是中国政策制定者为提高养殖部门产出和效率而采用的一个关键策略。肉制品产量目标(和消费量)正在推动饲料需求的增长。

 

这些政策的结果是,中国饲料公司正在成长为全球养殖供应链上的首要参与者。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政府是否会像对待大豆一样放松玉米的自给目标,这也将影响全球玉米价格。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未来的肉制品需求和政策制定者在增加国内肉制品生产和进口肉制品之间的抉择,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内玉米生产的效率提升情况。然而很清楚的是,中国的饲料需求已经在近年造成了玉米进口量的急速上升,这种效应也正蔓延到其他谷物甚至牧草上。本报告的第二和第三部分将探讨中国在海外收购这些谷物的多元化策略和它对产区的影响,以及集约化生产对中国自身的影响。在这些趋势面前,我们迫切地需要一个更广泛、更全面的关于工业化肉制品及其与中国食物主权、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间关系的辩论。

 


二、作国家安全略的多元化: 中国料“走出去”

 

2007 年,中国政府正在着手管制海外公司对其大豆压榨产业的主导;2008 年,国家发改委发布了两份指导意见: 一份旨在提升国产大豆生产力,另一份则是在巴西和其他国家寻求直接投资。

 

该指导意见呼吁加大对国际大豆供应链的投资,指导 企业“‘走出去’,开拓国际资源”。 在其他建议之上, 指导意见支持“(国内)企业建立稳定可靠的大豆保障体系……,可在产地采购大豆,再租赁码头, 建仓库和运输系统,或参股当地农业企业及租赁土地进行种植”。 指导意见还鼓励国内企业“到国外建大豆加工厂。……要积极 引导、统筹安排、组织协调对外采购工作,逐步增强国际 影响力,提高议价能力,降低采购成本。”

 

这种“走出去”策略是中国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决策中的一部分,这项国家安全战略旨在将进口来源多元化,以防止在食物整体上,尤其是在饲料和肉制品上,依赖于任何单独的国家。对不同中国专家和政府官员的采访都证实了这一点。比如,一位高级官员表示:

 

可以通公司来口。我可以鼓励的公司去国外,例如巴西,来与当地公司合作。 中粮在巴西有投易关系是脆弱的。所以我们应该采用多元化略。多元化略的意思是,独依靠南北美洲的大豆,我们还可以口棕油。我们还可以从黑海地区口葵花籽。 那个地方没法种大豆,因大豆需要很多水。 但是它非常适合种葵花和油菜。它的潜 力很大。如果我从黑海地区口,我就可以少口一些大豆。

 

每年 620 万吨棕油。在我可以将个数量增加到 1000 万吨。那么我可以减少 400 万吨大豆口。是个很大的数字。如果我从黑海地区口葵花籽 和油菜籽,就可以减少三分之一大豆口。 如果替代策略有效的,那么在未来 5 10 年内,我的大豆口可以减少很多。

 

中国的私有企业的确正在“走出去”,到非洲、东南亚和东欧等地进口饲料和草料(见图表 16,关于紫花苜蓿请见《乳业之困:中国乳品产业的演变和未来趋势》)。《南华早报》2013 年 9 月报道,两家中国国有企业已经在乌克兰签订了迄今为止最大的土地租赁合同,租用 10 万公顷土 地(相当于香港的面积)长达五十年。 这块土地将会被用来种植作物和养猪,产出会以优惠价格回售给中国。据报道, 日后这个合同将会扩展至 300 万公顷,超过中国目前被认 为已获得的 200万公顷。这一声称遭到了乌克兰政府的否认, 这体现出在媒体曝光导致反弹时,记录土地攫取(landgrab) 行为的困难。然而,根据一位在某国际政府组织工作的食 物政策专家所说,在中国的海外土地投资问题上并没有可靠的数据。其供职的组织正鼓励中国投资技术、生产和出口能力,而不是在非洲等地区进行土地投资。

 

但不管如何,拉丁美洲依然是最主要的商业兴趣和投资区域之一,尤其是在大豆方面。

 

中国巴西大豆商品集群

 

中国的巴西大豆进口量在 2000 ~ 2010 年间增长了九倍,是后者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尽管欧洲的巴西大豆进口量在同时期增长了三倍,但在中国面前仍相形见绌。 2011 ~ 12 年,巴西大豆出口量的近 70% 运往中国,这大致相当于巴西大豆总产量的 33%。 这一巨大的需求是巴 西马托格罗索(Mato Grosso)地区的自然生态系统和草场被迅速转化为大规模大豆田的重要驱动力之一。该地区的大豆产量占巴西全国的 30-40%(更详细的描述请见 Peine 2013)。



 

跨国企业对巴西-中国料谷物易的控制

 

大自然保护协会(The Nature Conservancy)的一份报告曾列出向中国出口大豆的 144 家公司,但是,出口量的绝大部分被所谓的“ABCD”控制着。这四家公司在巴西均有大量的投资和业务。 这包括谷物升降机(grain elevators)、压榨设备、港口和其他加工和分销设施。2009年, ABCD 占巴西大豆压榨产能的 40% 以上。它们也都涉足于谷物产业的其他环节,包括贸易。2008 ~ 09 年,在一份“巴西”大型农业企业排行榜中,邦吉和嘉吉分列第 1、第 2 位, ADM 和路易达孚则分列第 6、第 7 位。

 

然而,正如中国的情况一样,丰益、中粮集团和其他公司正在巴西扮演越来越重的角色(见图表 18)。比 如,丰益的中国子公司益海嘉里投资有限公司(Yihai Kerry Investment Co. Ltd)操作了巴西向中国大豆出口量的 15%。 四家中国公司一共控制了 40% 的进口。中粮集团占 11%, 九三油脂有限责任公司控制另外 11%,后者是大型国资上市集团北大荒集团的一部分。该集团不但拥有饲料供应链中的其他环节,也涉足“工业、运输、建造和服务业”。 从巴西向中国出口大豆的 10 家最大的公司,共占出口量的约 70%。

 

 

响应政府“走出去”的指导意见,中国国有和私有公司正直接投资于巴西的大豆供应链,涉及融资、运输、物流和港口等各方面,目的是减轻中国进口对海外跨国公司的依赖。这意味着中国——以及越来越多它自己的跨国企业——正在通过直接获取大豆,以及模仿对手通过合约与仓储等方式将商品链垂直与水平整合的做法,来与海外跨 国公司的寡头垄断权力开展竞争。

 

虽然巴西和中国都想加强南南合作,都具有抗衡欧美在国际治理中的主导地位的强大地缘政治利益,都想削弱ABCD 的势力,但是二者在大豆上的利益可能并不完全相符。中国想通过包括土地交易在内的手段,加强对巴西境 内的供应链的控制;而巴西出于自身在养殖业上的可观利 益和对大豆和牧场的巨大需求,正在管制海外公司对自身土地的所有权。

 

尽管如此,来自两个国家的国有和非国有企业正在构建更加一体化的养殖供应链,在对方的市场中寻求利润。 例如,拥有两家全球最大型肉制品公司 JBS 和 Marfrig 的巴西正在对中国进行投资,这些投资主要集中在养殖产品 和零售方面。方框 5 简单介绍了中国和巴西在对方国内的投资种类。

 

中国和巴西养殖部门的投

 

中国在巴西的投

 

2009 ~ 2012 年间,中国公司在巴西投资了约 530亿美元。 虽然其中大多数是关于能源、运输和矿产基础建设的投资,但金融投资也正成为一项重要的投资类别。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工商银行是全球最大的银行之一)正在巴西设立分支,可能将在为大豆部门融资时起到作用。 中粮也正在对港口和船运等“物流”部门进行大量投资。

 

为了种植大豆而在巴西进行的土地收购交易正处在各种阶段,而中国公司也在阿根廷使用相似的做法(见后文“重庆粮食集团”部分)。巴西政府正在限制海外公司购地,有些交易因此悬而未决,绿色和平中国已经记录了四起这种交易:重庆粮食集团是中国最大的国有谷物企业之一,该公司准备投资 34 亿美元用于海外扩张,其中包括20 万公顷的巴西大豆田和 13 万公顷位于阿根廷查科省(Chaco)的大豆田。

 

粮食集表示会投资 5 亿美元在巴西建设一处大豆工业基地。大豆将会从位于巴西科伦蒂纳市(Correntina)的三角洲农场(Deltafarm)收获并运输。另有 10 亿美元将被用于建造一家大豆压榨厂。重庆粮食集团计划投资 58 亿人民币(9.14美元),以达到每年在巴西 20 万公顷土地上种植 60万吨大豆的目标。这个基地将成为中国最大的食用油海外生产基地。 一旦投入使用,那么在 2015 年十二五规划结束前,这些设备预计每年能收获 1000 万吨大豆、加工 200 万吨大豆油,将产品投放到巴西和中国的市场上销售。

 

根据浙江省商务部门的消息,浙江福地农业集团和黑龙江农垦总局也投入了 1.584 亿美元,来与巴西的一家合作伙伴设立大豆种植的合资公司,在巴西的北部和南部建设两座农场。

 

三河(私有公司)计划在戈亚斯州(Goias)投资 75 亿美元,确保每年收获 600 万吨大豆。该公司也和阿根廷商人弗朗西斯科·马克里(Francisco Macri)共同设立了一家合资企业,用来从阿根廷生产并运输大豆。

 

欣集,一家上海房地产公司,欲在巴西购买20万公顷土地用于种植大豆和棉花,正在谈判过程中。鹏欣在中国拥有大量农场,主要业务是绵羊育种和小麦与大豆的生产。该公司也是玻利维亚一家 1.25 万公顷大豆玉米种植公司的最大股东。

 

巴西在中国的投

 

巴西及该国企业也在对中国的养殖部门进行投资,将对出口中国的养殖相关产品进行多元化。他们也希望从中国政府那里得到投资以实现目标。

 

Marfrig 是养殖产业的一家国际巨头公司。这家巴西跨国公司最主要的盈利地区是亚洲,尤其是中国。它收购了基斯顿食品(Keystone Foods,全球最大的食品公司之一,在亚洲和美国为麦当劳等快餐店供应原料)。 Marfrig 的中国分支尤其利润丰厚:

 

们认为中国是全球蛋白需求增的主要推力。了利用中国市中正在增加的机遇、提升我的市地位,我基斯在中国立了两家合。其中一家,基中慧(Keystone-Chinwhiz,基斯 60%,中慧投 40%)正在建一条垂直整合的禽类生产链,自 2012 年起开始每天加工 20 万只家禽。不如此,Marfrig 也是首家准向中国出口猪肉制品的巴西公司。

 

Marfrig 表示,基斯顿在中国的肉制品加工厂在2011 年已经为 2600 家餐厅提供产品,但是这家新设立的合资企业将为基斯顿加工厂增加肉类供应,满足其在中国一半的加工需求。 Marfrig 的另一家合资企业是与中粮合作设立的(Marfrig 投资 45%,中粮投资55%),主要业务是中国的食品物流和配送服务。十年间逐步投入的 3 亿美元,将被用于在中国的主要城市——北京、深圳、上海、武汉、成都和沈阳——开设六处主要配送中心。

 

巴西农业和畜牧业联合(BrazilianConfeder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Livestock)

 

中国中产阶层 2015年将达到 3000万人左右,其日益增的食品消需求将巴西与中国在食品域的合作造机遇。我可以供更多乳制品、肉制品和其他高附加品。

 

——参议员卡蒂·阿布雷Katia Abreu),巴西农业和畜牧业联合会主席

 

2012 年 1 至 10 月,在中国出于疯牛病恐慌而叫停进口前,巴西向中国出口了 1 万吨肉制品(牛肉)。俄罗斯、中国和中国香港是巴西肉制品出口的主要目的地。

 

为确保中国和拉丁美洲之间的并购、收购和私募股权交易不断增加,相关的金融机构也在增加。其中一个例子是中拉国际(SinoLatin)。其发言人高梅兹·科博(Gomez Cobo)表示:

 

拉丁美洲是世界农场。就可耕地来,中国人均只有0.11,而拉美平均有0.25,是前者的两倍。

 

尽管有物流成本过高、基础设施薄弱等区域性的困难存在,SinoLatin 在 2005 ~ 2011 年间仍参与了四起收购,总价值 3.47 亿美元。

 


中国拉美大豆集群的影响


土地利用影响

 

生产“廉价”饲料谷物已经让拉丁美洲付出了巨大的生态和社会代价。巴西 2700 万公顷的土地被用于种植大豆。 上世纪 90 年代起,放牧和大豆生产开始导致亚马逊地区的毁林。本世纪初,巴西对中国大豆出口量的迅速上升加快了该地区的毁林速度。覆盖在巴西北部和西部的亚马逊雨林是全世界 15% 已知物种和 180 个不同原住民民族的家园。 每公顷雨林里可以找到多达 300 种树种。 亚马逊雨林还通过每年向大气层中释放 7 兆吨水,来为地球提供至关重要的降温功能。

 

2003 ~ 2006 年,巴西境内有 700 万公顷的亚马逊雨林被破坏(据绿色和平估算,相当于每八秒钟毁坏一个橄榄球场大小的雨林)。 巴西政府数据显示,在对雨林的清伐中,8500 多人被当作奴隶。 在那几年间,该地区被种上 了 100 万余公顷的大豆。ADM、邦吉和嘉吉主导了这其中 60% 的大豆种植扩张,绝大部分用于牲畜饲料。该时期种植的大豆中,90% 位于亚马逊地区的马托格罗索州。

 

 

将 2000 年起的最初十年巴西的毁林完全归咎于向中国的大豆出口是不公平的。欧盟是世界最大的豆粕进口方和 第二大大豆进口方,只不过在过去的十年,其大豆进口量在中国面前相形见绌。巴西的畜牧养殖业依然是大豆生产和将森林转化成牧场的主要推动力——该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存栏量,是全球最大的牛肉出口国。

 

在巴西民间社会和绿色和平组织针对 ADM、邦吉和嘉吉的一轮高调的“ 点名羞辱” 攻 势 之 后,ABCD 和 其 他公司在 2006 年签署了“ 大豆暂停协议”(Soy Moratorium)。该协议旨在禁止交易 2006 年 6 月 24 日后 亚马逊新增毁林地区种植的大豆。 巴西环境部在 2009 年签署了此项协议。沃尔玛(Wal-Mart)、阿霍德(Ahold)、 阿斯达(ASDA)、家乐福(Carrefour)、马莎百货(Marks & Spencer)和麦当劳(McDonald’s)等全球零售巨头也接受了此项协议。 用于监测此协议执行状况的卫星图片显示,2010~11 年种植季,在新增毁林区域种植的大豆超过 了 11500 公顷。 在本报告成文期间,大豆暂停协议能否持续执行依然存在不确定性——最后一次官方延期将在 2014 年 1 月到期。(译注:该协议在 2014 年 1 月到期后延长到 2016 年,并又在 2016 年 5 月无限期延长。)


自从大豆暂停协议实施起,与大豆种植直接相关的毁林速度的下降已经得到了广泛记录,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对停止毁林的响应行动和资金支持。然而,有批评认为大豆暂停协议加剧了邻国的毁林。 2011 年的一份学术报告量化了 2003 ~ 2008 年间亚马逊地区的非直接土地利用 变化。大豆暂停协议增加了大豆在原有牧区的种植,使牧民转移至亚马逊地区。该项研究算出,如果在原有牧场中种植的大豆面积能减少 10%,那么由于牛群放牧转移至亚马逊地区导致的毁林将减少 40%。 只要对大豆(这里也包括牛肉)的需求继续上升,大豆暂停协议就似乎只是把毁林的原因换成了放牧而已。根据忧思科学家联盟(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UCS)数据,2000 ~ 2010 年间,巴 西 1700 万公顷的森林转变成了牧场。随着大豆扩张至亚马逊雨林外的原有牧区,85% 位于亚马逊行政区(“Legal” Amazon)的农业用地转变成了牧场(UCS,2011)。不仅如此,随着大豆种植向监管较松、地价较低的区域转移, 邻国巴拉圭和玻利维亚也受到了影响 ——这将是未来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扩张大豆生

 

与亚马逊地区毁林速度的降低相伴随的,是为了提高单位公顷产量而进行的集约化生产。转基因大豆占巴西总产量的 75%。集约化使得杀虫剂和除草剂的用量进一步增加,更多农药从主要支流汇入亚马逊流域。巴西的农用化学品用量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很高了。在此之上,杂草对草甘膦(农达,与孟山都公司转基因大豆配合使用的除草剂) 发展出的抗性正在巴西成为一个重要问题,这对亚马逊地 区也产生了影响。

 

对巴西大豆产业未来的预测涉及到更多的土地利用变化。根据 TNC 2010,400-500 万公顷的土地将在 2020 年前 转为生产大豆,其中 350 万公顷位于马托格罗索州,该转变几乎全部由出口驱动。 即便是在 TNC 描绘的最保守的 情景下,这些大豆也有 70-80% 将出口至中国。


 

食物主权的影响

 

除了大豆出口造成的巨大生态和社会影响,中国和巴西之间的整豆交易也对两国大豆生产者的经济抉择和生计产生了影响。图表 20 显示了两国的政策选择创造了一种共生关系,在此关系中,巴西的大豆生产与中国的大豆压榨平行增长。随着巴西逐步依赖于出口整豆,其压榨部门逐渐缩小,来与中国的大豆生产相配合。这对巴西可以从大豆中获取的价值产生了负面影响,也导致中国对海外大豆形成了空前的依赖,同时中国国内的大豆种植面积持续萎缩。然而鉴于中国养殖和饲料公司实力的增长(这两种公司也日益趋于整合),可观的既得利益维持着从巴西进口 廉价大豆的现状,并正加快其发展。这对两国的肉制品加工企业和饲料公司的利益都有好处。

 

 

然而,这对于两块大陆上的大豆农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见后文关于中国的农业布局部分)。巴西大豆农依赖那些控制着“从投入、贷款、干燥、储存、加工到运输等所有环节”的 ABCD。 收获时,贷款用谷物偿还。中国的跨国公司与巴西大豆农的合约关系与此有何不同呢?这是未来的一个研究领域。

 

阿根廷:大豆繁荣的社会生影响

 

阿根廷大豆的 75% 在其国内进行压榨。然而,几乎全部整豆出口的目的地都是中国——2013 ~ 14 年的出口量约为 1200 万吨。 欧洲是阿根廷产豆粕的主要进口方。阿根廷还是全球最大的大豆油出口国。1997 ~ 98 年,阿根廷生产了近 1900 万吨大豆。2013 ~ 14 年,这个数字预期将达到 5600 万吨,种植面积 2000 万公顷。 转基因大豆自1990 年代中期被引入阿根廷,在 2007 年已经占到总产量的 90%。

 

和巴西一样,随着大豆种植从阿根廷中部的潘帕斯 (Pampas)地区转移至北部地区,产量的大幅提升导致了土地利用的变化,和土地与环境相关冲突。转基因大豆的广泛种植、除草剂和有毒化学品的大量使用,已经引发了若干起农用化学品飘移事件,传统农民的庄稼和牲畜遭殃, 农村地区小规模生产者的饮用水源也被污染。

 

大型农业企业和大地主的政治力量在大豆繁荣期间不断增长、巩固,也在过去的十年间导致了社会冲突和对农民运动家的谋杀事件,因为这些运动家试图从工业化大豆生产不断扩张的势力中夺回土地和生计。其中一个例子是 2011年对克里斯蒂安·法雷拉(Cristian Ferreyra)的谋杀。法雷拉是阿根廷北部圣地亚哥 – 德尔埃斯特罗省农民运动组织(Movimiento Campesino de Santiago del Estero, MOCASE)的成员。2012 年 10 月,另一位著名运家、 MOCASE 成员米格尔·加尔万(Miguel Galvan)由于抵抗大豆扩张对传统农民的强行驱逐而遭到杀害。

 

Lapegna 2013 对大豆繁荣的后果进行了详细分析。 随着大型农业企业的生产合并,近 88000 家小农场倒闭(约 占总量的 21%),1998 ~ 2002 年间农业工作者的数量减少了约 25%。据报道,三个省份发生作物多样性的流失(高 达 20% 以上)和极大面积的森林破坏(查科省(Chaco) 11.8 万公顷;萨尔塔省(Salta)11.6 万公顷;圣地亚哥 – 德尔埃斯特罗省(Santiago del Estero)22.3万公顷)。 2013 年 10 月,美联社报道了十余起与孟山都转基因大豆相关的 农用化学品滥用事件;这些化学品污染了村庄和学校的水源,导致了包括癌症、畸胎和其他健康问题的流行。


 

三、化中的中国农业

 

工业化牲畜生产的强劲驱动力和对饲料的需求,也已经为中国的乡村地区和农业政策方面带来了变化。政府在 2013 年初最新的农业和乡村发展战略政策文件(“中央一 号文件”)中宣布,对谷物生产的农业补贴将会持续,但是只对大米和小麦明确了最低收购价格的上涨。中国也计 划“在必要时”执行玉米、大豆、油菜籽、棉花和蔗糖的 临时收储政策。 正如本报告中“玉米:下一个大豆?”一节提到的,中国似乎正处在放开玉米进口的边缘,即使它不想重蹈大豆的覆辙,陷入几乎完全依赖进口的境地。

 

出于对大幅提高战略作物产量、扩大规模经济的考量, 中央一号文件强调,需要增加“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的数量,其目标是让这种农场达到平均 6.7 公顷 (约 100亩)的规模,而不是现在的平均每户 0.5公顷(7.5亩)。 这意味着要持续减少农户总数。这一决策与政府鼓励城市化、提高农民收入从而鼓励更多年轻和有能力的农民在更大面积的土地上进行生产的政策相辅相成。要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必须将目前农村的 2.5 亿农户减少到约 3000 万户, 并让每户平均耕作 4 公顷(60 亩)农田。 政府似乎正在制订政策,来鼓励这个转变逐步发生。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 要“探索建立严格的工商企业租赁农户承包耕地准入和监管制度”。一位高级政策制定者透露,企业经营的农场将会被政府“限制进行大规模作物生产”。

 

基因料谷物

全球主要的饲料谷物种植国也生产了最多的转基因作物,这并不是巧合。美国、阿根廷和巴西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占全球的四分之三以上。


2012 年 4 月,中国批准从阿根廷进口玉米。进口这些用于加工的阿根廷转基因玉米有“实验性质”, 因此这些玉米经过了几周的检查,才最终在 2012 年 12 月进入中国。很明显,实验的效果令人满意,中国在 2013 年 8 月首次进口了大批阿根廷转基因玉米。6 万吨玉米从邦吉转手到中粮,明确用于饲料。 彭博社 (Bloomberg)消息称,饲料公司新希望六和购买了其中的 5 万吨。2012 年 11 月,中国又批准乌克兰成为另 一个玉米供应国。 这对来自美国的转基因玉米形成了竞争,后者至今为止一直是中国玉米进口的最主要来 源。中国过去也批准过不同种类的转基因玉米种子进 口,但是从未批准种植转基因玉米。 6 月,中国又批准进口三种在巴西种植的转基因大豆,用于加工。

 

中国公众总体上对转基因技术抱有怀疑,政府也对转基因的食品作物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态度,因此上 述进口和批准让不少人感到意外。2013 年 9 月,政府明确列出了批准进口的转基因作物名单。除大豆和玉米之外,政府还对油菜、棉花和甜菜等转基因作物发放了进口许可证——所有这些被批准的作物都是用来通过进一步加工生产饲料和油脂的。中国至今批准大规模种植的转基因作物只有棉花和木瓜,二者的技术都由中国自己开发。转基因大米和玉米的种植仍然备受争议。

 

从美国的经验中吸取教

 

近些年,美国一直是中国最大的玉米进口来源国之一。在 90 年代中期,美国率先开始种植转基因作物。2013 年,美国 93% 的大豆和 90% 的玉米是转基因品种。 虽然孟山都和种子产业频繁地保证转基因技术能提高产量,来自忧思科学家联盟(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的一项著名研究却发现,在美 国种植转基因作物的 13 年间,抗除草剂的转基因玉米和大豆产量并没有比传统种子更高;BT 抗虫玉米将产 量提升了 3 ~ 4%,而非转基因的传统育种方式将产量提升了 13 ~ 25%。由于孟山都的转基因大豆“抗农达”(Roundup Ready)近乎形成了垄断,美国农民在种子上花费的成本在 2000 ~ 2009 年间增加了近 230%。 这种大豆对除草剂“农达”里的化学物质草甘膦具备耐药性,可以在田间其他植物都被杀死的情况下生长。然而,抗草甘膦的“超级杂草”已经成为了大豆田中的反复出现的问题,不仅令成本增加,还导致了多种除草剂的混合使用,一些农民不得不舍弃他 们的农田。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从未将转基因食品认证为安全食品, 而是将它们指定为与非转基因食品“实质等同”,因 而不要求进行食品安全测试。然而,“实质等同”概念从未被科学地定义,也没有法律上的定义。

 


对农民和种植方式的影响


肉制品产量的蹿升已经改变了中国的谷物生产布局。 很多大豆农转而种植玉米,因为后者目前被当作粮食安全作物而被加以保护,能够获得更高的农场收购价格。如果玉米进口增加,这个状况可能会改变。

 

中国大豆农尚不能和价格便宜很多的美国和巴西大豆相竞争,中国大豆产量持续下降。根据中国国家粮油信息中心数据,2012 ~ 13 年,大豆种植面积比前一年减少 14.4%,又在 2013 ~ 14 销售年度再降 4%,低至 680 万公顷, 产量为 1200 万吨。 国内大豆生产者专注于非转基因的国内食品市场和日本等细分食品出口市场。

 

一位与中国大豆产业协会有关的大豆农解释了放开大豆进口给大豆生产者带来的长期影响。他描述,由于跨国公司在建设压榨厂和进口廉价大豆方面的重要角色,国产大豆的分销被逐步局限于中国东北地区:

 

1985 年以前,低技和老的经济体系致大豆量很低。放开大豆口鼓励民更努力种植。1985 年到 1990 年代早期,量增加原来的三倍, 品的价格也上升了,得了更多利1996 年前,中国最北部城市黑河的大豆,到了最南端的广省。1996 年后,中国准加入世贸组织 大豆市不景气。2005 年后,黑河的大豆只能到中国中部的江流域附近了。2007 年,黑河大豆只能到更北部的黄河流域。是因大型国公司在中国南部开展了业务、建了厂。他了市

 

民原本认为可以将大豆卖给工厂,因而对这 些新建的厂感到欣鼓舞。但是事不是这样。国 外公司只是在中国建厂,却不中国大豆。他 自己的国家大豆。他是逐利的。近几年,榨油用的大豆基本只能在黑江省境内了,只有食品 用大豆能到黑江省之外。放开口的最初几年,场缓小,接着迅速萎在黑江的市也危了。这伤害了中国民的利益。

 

政府已经投资了玉米的集约化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饲料需求,也有一部分用于加工业。这种集约化催生了单 一化种植园,导致物种多样性锐减,与阿根廷一样,强力农用化学品和杂交种子的使用也增加了。这位大豆农讲述 了“德美亚”玉米种子的进驻东北的过程。 德美亚,顾名思义,代表德国、美国和亚洲种子的杂交;它是由来自德 国的世界第五大种子公司 KWS 开发的非转基因杂交玉米品种。该种子的几个版本据说可以抵御多种病虫害。根据 这位豆农所说:

 

2010 年和 2011 年,很多民用德美玉米喂 禽类,但是今年没有人么做了,因很多它不好。但是种玉米的量高,当地政府非常喜——玉米到了家禽养殖市里,比如最大的家禽养殖公司松原(Songyuan)。很多人只德美玉米,也是什么德美玉米的种植面么快。

 

在德美玉米种到了中国北部,野生大豆唯一的源地将被摧,野生大豆即将灭绝。与德美玉米配合使用的除草死野生大豆……一般除草剂见慢,几天才能效。但德美玉米的除草非常强力。

 

这位农民对他所在区域黑河的很多种大豆做出了评论, 还提到增产压力正在导致单一化种植面积扩张、破坏生态 多样性,让农民在气候变化面前脆弱不堪:

 

去的品种里面有抗旱的。但在,因们过于关注庄稼的量,抗旱的庄稼越种越少。 一个错误。虽然出增加很多,但如果有灾害, 量就会下降。我们应该因地制宜地种庄稼。黑河是野生大豆的源地,里的山里田里有数千种大豆品种。在黑应该设立非基因大豆基地。

 

中国土壤和水源的退化


国内生产集约化的努力也让中国付出了巨大的生态代价。Langzhi et al. 2011分析大量县级数据, 发现 1998 ~ 2003 年间,传统谷物主产区从中部、南部和东部地区转移到了北部和东北地区。 大规模的城市化、稀少的廉 价耕地和国家农业政策都推动了这一转变。研究者发现, 高产已经造成了极高的环境压力,包括土地重度盐碱化和急剧的水资源短缺。 在此之上,谷物生产北移至更加缺水 的脆弱生态系统,实际上或许带来了更大的环境挑战。例如, 2000 ~ 2006 年间,华北平原的地下水位下降了 61%。 因此, 讽刺的现实是,谷物生产正在转移至环境更容易被破坏的地区。


与此同时,牲畜养殖的迅速增长和规模化正在带来极大的土地和水污染。中国环境保护部 2010 年的调查显示, 牲畜养殖是水污染的最大原因之一,向水体中排放了全国 45% 的化学需氧量(是工业的四倍)和全国 25% 的氨(是工业的三倍)。 养殖业与矿业和加工业带来的土壤重金属污染和其他土壤污染问题日益严峻,也给土壤健康及农业和粮食谷物生产带来了真实的挑战。中国权威机构还没有公布 2010 年完成的全国土壤调查的结果。很多人猜测,调查结果可能过于令人不安,因此政府正试图在公布之前准备好充足的应对措施。

 

是肉制品


中国的农业政策制定者正面临着很多挑战:一方面, 政府优先追求大量廉价的肉制品生产和谷物自给,这推动了肉制品需求的增长(更详细的分析,请见 IATP 本系列报告中的另一篇《中国的猪肉奇迹?中国猪肉产业的大型农企与发展》);另一方面,尽管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农业面临日益严峻的土地和水资源的退化和短缺问题,政府仍试图提高农村地区的生活水平。应当优先解决哪个问题,如何才能在相互竞争的目标之间找到平衡呢?与养殖 业相关的环境、健康和食品安全问题接连不断,这已经让一些中国专家、政府部门和消费者开始质疑目前的肉制品生产和消费方式。目前为止,争论的焦点主要在应当进口饲料还是肉制品上。(不过也有一些人开始针对中国看似难以抑制的肉制品需求、大规模的工业化,以及中国是否事实上已经达到了“肉制品顶峰”等话题提出了重要疑问。)

 

肉制品进口的支持者相信,进口牲畜能缓解中国与养殖相关的环境、健康和食品安全问题,由此将较坏的影响外部化。他们也将肉制品进口视为对中国粮食安全有利的做法,因为中国有限的耕地和水资源可以被用来种植大米和小麦。肉制品进口的一个支持观点是,由于中国肉制品加工产能过剩,肉制品进口能允许中国公司在国内实现附 加值增长,而土地、水资源和饲料需求可以通过出口国来满足。一位高级官员如此评论:

 

肉制品口的第一个好是我可以减少粮 食、料和大豆的口。这样大豆和粮的利益就不会受到害。第二点是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中国村。村的很多河流都被染了, 主要是由于物养殖。染主要来自养和养鸡场什么我不得不继续污境?所以我认为进口肉制品比口谷物要好。

 

而且在中国,物养殖的模式是从美国学来的。 是不好的。我本来是用传统方式来物。 但是最近 20 年,我从美国那里照搬来了料配方、物品种和大模养殖。在宁,有上百万头规模的巨大养猪不适合中国,因没有美国那源。美国有很多玉米和大豆——料里的能量和蛋白。他的玉米多到可以用来做乙醇。但是中国没有足够的玉米和大豆,能量料和蛋白料。所以美国模式不适合中国。

 

不过其他中国专家的观点与之相反。他们和其他一些海外专家相信,如果中国的肉制品开始依赖世界进口市场 , 那么找到足够的供应将非常之难:

 

如果美国口能足中国 5% 的需求,我就已经认为非常以置信了。肉制品易的利很小, 与疫病相关的风险高,所以中国很容易受价格波的制口一点可以,但不能太多。何况,中国消者更喜欢鲜肉,而不是肉。谷物不会受同 价格波的影响,所以 10% 的谷物需求量要比 10% 的肉制品需求量更好。问题可以在国内通来解决。例如,比起史密斯菲尔德投 71 亿美元,用在国内来肉制品生 本是更好的选择

 

另一位官员建议,中国需要重新定义粮食安全(和食物自给),弱化对谷物自给的强调:

 

中国在未来十年如果不进口小麦和大米,就可能要靠进口来满足 15% 的玉米需求(2000 万吨)。 有些农民已经开始用大米来做饲料和进行加工 了……我无法预测(未来)将发生什么,但是就算 中国进口更多玉米,也并不意味着世界末日。靠进口满足 20% 的总需求,又有什么不对呢?中国的谷物安全情况也在改变。并不只是谷物,人们吃的肉、 蔬菜和水果比以前多得多,所以政府需要开始反思 (食物自给的)定义。

 

另一方面,过去二十年由国家主导的对大规模肉制 品生产的支持,已经在国内创造出了一个实力强大且日 益全球化的公司和金融机构利益集团(constituency of companies),前者深深纠缠于供应链(肉制品加工、饲料、 疫苗等),后者创造出同时进口肉和饲料,并 / 或者出口 它们的强烈动机,该是出口还是进口,取决于企业的收益 底线和它们与供应链上其他全球化主体之间的协议。由私 有部门主导的史密斯菲尔德 – 双汇并购就是此类交易的一 个代表,它们的数量将在未来十年随着全球化养殖业自身 的持续整合与日趋金融化而大规模增加。

 

结论

 

在本世纪喂饱全球人口将需要多方位的行动,考虑分配、平等、生态局限、气候变化、营养、企业权力、农村生计和社会正义等多方面问题。这意味着不止中国,所有国家政府都必须开始应对工业化农业生产,尤其是肉制品生产的业已全球化了的社会经济和生态影响。工厂式养殖场里的动物需要消耗大量的粮食谷物、土地和水资源——随着人口增长和气候变化让农业商品供给变得更不可预测, 这些资源的供应将变得更加不稳定。

 

虽然联合国粮农组织、经合组织和其他投资银行将对工业化肉制品的需求的增长视为理所应当的(大部分的预期增长来自中国和印度),但它们并没有考虑到经合组织国家(其肉类消费量依然远远超过健康水平)和发展中国家未受质疑的肉制品需求所带来的自然资源紧张问题,以及气候、社会和公共健康影响。它们也未能指出,在政府喂饱国民的方式中,世界贸易仍然只占一小部分。近期的食品危机显示,在这个气候变化的时代,世界贸易可能甚至是一条更加不可靠的保障粮食安全的途径。

 

本报告展示了中国饲料供应链的发展过程,以及帮助塑造了这一供应链的政策。报告演示了这一发展为中国和全球带来的日益增长的影响,以及它施加于中国本土的挑战:肉制品生产和消费还要增加多少?谁来生产?谁来消费?采用何种生产模式?这种生产模式对现在和未来、城市和乡村来说有哪些代价?本报告试图展现中国和饲料出口国的政策制定者必须面对的生态和社会挑战,以评估未来工业化肉制品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发展方向和模式。作者希望,报告中的发现和分析能够推动更全面的讨论,以对这些政策决策有所助益。

 


本文来源于:

Institute for Agriculture & Trade Policy (IATP)

原文地址:

https://www.iatp.org/documents/siliaojie

https://www.iatp.org/sites/default/files/2017-03/Feed-CN%20web%2020170317.pdf

有少许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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